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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荣起:我的学艺经过

作者:郭荣起


发布时间:2002-11-18 07:46| 发布者: 海客| 查看: 13729| 评论: 1 |来自: 中华相声



  我家本是山西太原府人,从老辈说几代都是雇农。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给人家看果木园子,后来因为闹灾荒,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就逃荒到北京,在天桥附近的一家杠房里做工。

  我父亲叫郭瑞林,小的时候在北京学过京戏,唱小花脸。因“断国孝”不许开锣唱戏,由固桐晟介绍到相声场子,拜范长利为师学说相声。后来和李德钖(艺名“万人迷”),马德禄(马三立之父)、李瑞峰(艺名“李麻子”)等人一起来到天津。

  他们先在北城根一带“撂地”,那里散杂艺人很多,后来我父亲和李德钖合作,在北马路“宝和轩”茶社演出。他们老哥俩互为捧逗,当时业务很好;演出日子不多,这老哥俩因为分账发生口角,两人就分开了,我父亲去东北演出多年。

  我父亲的表演,说、学、逗、唱都很好,他演出的节目“活路”很广。如“贯口活”《八扇屏》、《地理图》;“柳活”《山东二簧》、《杂学大鼓》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那时他演出的学唱节目中,还有《杂学竹板书》和《改行》两段最有特色。《杂学竹板书》是摹仿当时的各种“七块板”演唱,其中包括学数来宝、竹板书和莲花落,学得很像。他演出的《改行》,基本事件和现在演的差不离,但是所学的唱段和现在不同,其中有唱梆子的演员改行卖硬面饽饽(是学元元红唱),京剧须生演员改行卖包子(是学李吉瑞唱),唱梆梆佛的演员改行卖杏,唱莲花落的演员改行卖切糕等。每段学得都很像,因为他嗓音很甜。

  那时说相声的演员都会唱太平歌词,原来的唱法比较平直,没有韵味,经过我父亲等人研究,作了改革,增添了韵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经过王兆麟进一步改革,形成一种新调,因为他嗓音宽亮,底音醇厚,唱出来好听,叫他给唱“红”了。

  我在三岁就失去母亲,父亲长年在东北演出,我就住在外祖父家中。我外祖父生活也很困难,就仗着给人家拆洗浆做维持生活。到我八岁那年,我父亲从东北回来,住在南市“大舞台”南边有个“四合义”店房,在那住在一起的有李瑞峰、周德山(艺名“周蛤蟆”)等人,我父亲叫我跟李瑞峰学“活”,他托咐完就又回东北去了。李瑞峰跟我父亲是师兄弟,他的脾气很不好,关照我父亲的面子,给我说了《六口人》、《反七口》、《鸟不叫》等三块“活”,作为开蒙,我自己也听会了一些节目。李师叔性子很急,教我几回不会就不教了。记得有一回我跟他在老“三不管”明地演出,由于我没有经验,见了观众害怕,一着急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就把我给轰开,自己说了一段单口。后来嫌我太笨,就把我打发回我外祖父家中去。因为我外祖父家生活很贫困,多了一个吃饭的,我就去做小工,在这期间我卖过糖,给冰窖拉过冰……

  到我十一岁那年,我父亲又从东北回来,看我在生活上还是没有着落,就问起我的学艺情况,我告诉他学会了哪些“活”,在我说的节目中有《家堂令》,这是过去我们说相声的学徒打基础的节目,我父亲很重视这一环,叫我给他说一遍。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在地上听会的,有许多地方不对,我父亲很着急,一气之下打我七藤杆。我虽然挨了打,但很理解他的心情,自己的父亲何尝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呢?我父亲为了叫我在生活上有着落,就又把我交给侯一尘,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徒弟,总觉得可以对我有些照顾。旧社会相声界门户观念很严重,相声演员没有师父是不许干的,虽然我父亲是干这行的也不行。我父亲临回东北前,口头说好叫我拜马德禄先生为师。可是我还是随着大伙听“活”。这时候侯一尘正在谦德庄相声场子演出,我就跟着他一块到地上听“活”。当时和他一块演出的有白银耳、杨文华(外号“杨刺挠”)、冯子玉和他的两个儿子(即冯立铎、冯立璋),在谦德庄呆了不到一年。

  接着我又到南市“联兴茶社”。这是相声演员比较集中的场地,当时在那里演出的有马德禄、周德山、高桂清、李少清、马三立、赵佩茹、刘宝瑞、李洁尘等,我和孙少林算是学徒。有时李寿增也去,那时他还在铁路工作,当时叫李德林,后来他辞掉铁路差事,也来到这里专门说相声了,才改名叫李寿增。在这时我学到很多东西,如听大伙的《八大吉祥》、《切糕架子》、《抢三本》、《训徒》等。有时偶尔也参加一些演出。在这期间我正式给马德禄先生磕头拜师。马先生有空给我说一些节目,这时我向老师学了《夸住宅》、《拴娃娃》、《大上寿》等。可是,不久他就故去了。

  我老师的表演善于掌握语言技巧,如《大保镖》、《粥挑子》,使得很有分寸,同行人也很佩服。我还听过他许多单口相声,如《怯跟班》、《怯进京》、《古董王》等。据别人讲,他的“八大棍”(即“大笑话”)也很好,但是我没听过。

  这时我开始懂得了谁的“活”好,我就千方百计地跟他学,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李少清和高桂清两人。李少清是我师哥,比我大十多岁,表演中声与相的结合很好,善于运用表情表达内容,按我们行话说就是“脸上有买卖”。他的“倒口活”也很有特点,学出来很象。后来我演《绕口今》也运用“倒口”,就是跟他学的。他还经常演出“单活”,如《山东人斗法》、《柳官上任》等。在这些节目中,有时一抬头或一扭脸,动作虽然不大,但是很能传神,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高桂清也是我的师哥,他虽然在嘴上有缺欠,但基本功很扎实,“贯口活”使得很有特色。如《八扇屏》、《菜单子》、《地理图》等,表演气口好,尺寸准确,都很受群众欢迎。

  赵佩茹、刘宝瑞、李洁尘我们岁数都差不多,如果按相声辈数说都是我的晚辈,可是他们学艺都比我早,这时他们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能够顶着干活,我当时还不行。因此,我每天都去得很早,主动干些徒弟活儿,如开场前先扫地、摆凳子。那时相声场子是三面观众,中间空地是相声演员表演的地方,两个演员对面站着说,“使活”时是逗哏的演员来找捧哏的。观众可以坐在三面凳子上。我摆完凳子就可以听“活”。这时我听了许多节目,如李少清的《找堂会》、《八不咧》、《绕口令》和大笑话《九头案》等,赵佩茹的《财迷回家》、《朋友论》;刘宝瑞的《打白狼》、《卖五器》;李洁尘的《大娶亲》、《白事会》等。在饭口时有些演员回家吃饭去,这时场上顶着干“活”的人少,我经常和孙少林表演,当时我们俩都很小,经常是他逗我捧,有时他连续说几段累了,我就唱段太平歌词或说段笑话,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俩在艺术上提高不少。

  我从这时就对一些节目有了自己的看法,如当时在相声场子里流行的“臭活”我就很不喜欢,从来就不说。这时我开始努力继承我父亲的“柳活”,如《山东二黄》、《杂学大鼓》、《学梆子》、《学莲花落》等;我也锻炼使“单活”,如听师父的《怯跟班》、《古董王》等,初步摸索一些经验。

  那时我还很年轻,在艺术上刚有些开窍,老师就故去了。我父亲说我笨,瞧不起我,我自己暗下决心,不怕下苦功夫,坚信一定能够学出来。那时我学“活”采用这样四个方法:第一,白天自己仔细听别人的“活”,记在心里,到晚上散了场回家,夜里自己动脑子“顺活儿”;有时一段节目想不起来,我一直想到深夜,直到想起来顺好了为止。第二,是利用一切时间练“活”,每天除了“上地”听“活”以外,走路、吃饭、上厕所脑子都不闭着,嘴里也练,很多“贯口活”的“趟子”是我走路时背下来的。第三,是向生活学习,为学山东活我各处找山东人去学。那时天津有几家山东饭馆,如登赢楼、天和玉等,楼上都是应包各种喜寿宴会,楼下是经济大众饭,我就常去那里吃经济大众饭,和人家混熟了跟人家学,后来人家知道了我的来意也教给我,或者我学完叫人家指正。第四,和同行人学,我知道李少清师哥“倒口活”好,“单活”也好,我就追着跟他学。那时候他已经沾染上了吸毒品的嗜好,我当时还只能拿零钱,我就把这钱存下来不花,有时追他到白面儿馆给他送去,就为使他高兴,好跟他学“活”。我为向李寿增师哥学“活”,经常给他跑路,有一次下雨我给他家送钱去,在过地道时水没腰深,一咬牙我趟水把钱送到他家,后来他也很受感动,给我说了一些节目,如我演出的《八扇屏》、《夸住宅》就是跟他学的。赵佩茹按门户说虽然是我的徒侄,但他有些节目演得很好,我就虚心向他学习。这样,日久天长我的艺术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就这样,我在“联兴茶社”呆了三年多,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后来李寿增在河东地道外开了一块地,把我和孙少林接了去,这时我已经出师,到那就成了正式演员。在地道外时间不长,就转到河北鸟市“声远茶社”。当时在天津,“声远”和“联兴”都是相声演员最集中的地方。当时在“声远茶社”演出的有周德山、马桂元、马寿延、于堃江、杨少奎、刘广文、刘奎珍、袁佩楼、班德贵等,还有孟继春演双簧。

  在这些人中,马桂元也是我师哥,他演出的《老老年》、《醋点灯》、《学四省话》、《吃元宵》、《扒马褂》等都很有特色,表演时动作很形象,他的“单活”《贾行家》、《三近视》和“大笑话”《贼鬼夺刀》也很不错。

  于堃江是焦德海的徒弟,他的“倒口活”也很好,如《交地租》、《怯堂会》等都是他经常演出的节目。他还擅长摹仿当时电影中的“王先生”,学得很象,给大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寿延原来唱太平歌词,也说相声。后来改说评书,更名马轸华,以《沽上英雄谱》出名。

  在这些人中,刘广文、杨少奎、袁佩楼、刘奎珍是那里的主将,他们各有特色。刘广文(即刘文亨之父)善于学唱,活路宽广;袁佩楼善于“贯口”,口齿清楚;刘奎珍语言幽默,富于回味,并有些创作能力。杨少奎捧逗俱佳,深沉稳重。

  在鸟市外边有个河北电影院,当时从北京邀来张杰尧(艺名“张傻子”)和绪德贵等人在那里加场(即在演电影之前加演曲艺),我经常到那去看他们的表演。张杰尧是北京人,但久在河南一带演出,他的河南话学得很象,演出的代表节目有《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婵》、《奴家不出来》(即《假梅兰芳》)、《学坠子》和《耍猴》。《关公战秦琼》的内容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罗成戏貂婵》和《关公战秦琼》的内容差不多;《学坠子》还是过去“杂学”的形式,最后是学武坠子的演唱。这些节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演的《学坠子》就从这里受到启发,我是学乔清秀、董桂枝、程玉兰三派不同的唱法。

  我在鸟市期间遇上了“七七”事变。日本占领了北平以后,正要南下占领天津,这时天津的社会秩序很乱,人心恐慌,相声场子的生意很不好;有些日本特务也加紧活动,他们到处破坏。有一次在相声场子就放过定时炸弹,把赵佩茹、李洁尘炸伤,还送进了医院。相声场子的生意也维护不下去了,我就到张寿臣师哥家避难(因为我张师哥当时住在法国教堂附近,是属于租界地,那里比较安全),有机会向张师哥学艺。那时他已有嗜好,吸鸦片烟很严重,一吸就是到半夜,在夜间无事时,他给我说了《豆腐房》、《怯洗澡》等“怯口哏”,我在那里住了有两个月,学习了很多东西。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局势逐渐平稳下来,市面恢复了正常,说相声的还得以口为业,我又回到鸟市去了。当时在“声远”附近还有一家“三友茶社”,在那演出的有周德山、吉评三、秦佩贤、荷花女、杨文华等,我就参加了“三友茶社”的演出。

  在“三友”演出一年多(当时已经是1939年),遇天津闹大水,这又是劳动人民的一次灾难。那时我和周德山师叔住在南市“大舞台”对过的“新新公寓”,在八月二十日那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到城里说评书的周评镇家中“摇会”,十一点钟天津就进水了,水是从南边来的,全市一片混乱。大水把南市一带给淹了,我回不了旅馆就直奔鸟市“三友茶社”。在当时许多人都集中到鸟市后街的“小华北”戏院避难,这时相声场子的生意又受到严重的威胁。

  天津被大水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水逐渐退去,相声场子虽然恢复了生意,但水灾后许多市民生活很不安定,都需要重新建家,相声场子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正这时于俊波找我,说在“燕乐戏院”(即后来的“红旗戏院”)演出的相声演员戴少甫死了,那里缺相声,想邀我去。那时候像“燕乐”、“小梨园”那样杂耍园子的掌柜的看不起这些小茶社或撂地说相声的,“包银”给得低,因而没有说妥。这时正遇沈阳“祥云阁茶社”掌柜的刘凤起到天津邀人,因为我父亲当时在沈阳,我想到那以后我们爷俩可以互相照顾,我就答应了。

  我去沈阳本来是应沈阳西门里“祥云阁茶社”的邀请,按原来的计划是和我父亲“使活”,谁知到那头一炮就没打响,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父子哏”的节目,人家听着不可乐了;再加上跟自己父亲同台表演有些顾虑放不开,艺术发挥不出来。结果演了三天,被迫停下来。按过去的惯例,我是接受“祥云阁”邀来的,必须演够一个月才许换地方,因为“祥云阁”掌柜的刘凤起也是天津人,和我父亲很要好,就答应换个地方试试。

  当时沈阳有白万铭、白银耳、熙醒甡等人的“连大学”,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祥云阁”跟我父亲没打响,所以人家“大学”不让进。可是那些人都和我父亲下错。结果虽然“大学”不吸收我,却派出李永春给我搭伴,先在“外学”演出,这样我就在“工余”、“万全”等几家茶社赶场。

  由于换了伙伴,原来的顾虑没有了,并吸取了前次的经验,这回在表演上放开了,演出的“活路”也宽了。这时我演出的节目有我父亲的许多“柳活”,如《大改行》、《山东二簧》、《学梆子》,加上我会的一些节目,如“怯口哏”《交地租》、《豆腐房》;表现人物的《醋点灯》、《梦中婚》、《朱夫子》;学唱的《学坠子》、《闹公堂》等。经过这几个月的演出,观众也熟悉了,我的生意也“火”起来,这时“大学”又想邀我进去。可是我当时有个想法。我业务不行你们不要我,看我“火”了又想要我,我还不去呢。由于我没有回到“大学”,结果,他们把派出的李永春抽回去了。我就又和在“万全茶社”演出的何玉清搭伙,正这时有一部电影片子(可能叫《艺苑情侣》,内容是描写艺人的生活),他们想在演片子前加几场曲艺,找到了我们,我们就答应了。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有:梅花大鼓演员花五宝、单弦演员荣华亭、乐亭大鼓演员伯菊秋等。随着这部影片到长春、哈尔滨等地巡回演出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我和何玉清把“活”都使熟了,又回到沈阳。

  到沈阳演出没多久,听说锦州也有人开了茶社,邀不到演员,我父亲又把我们介绍到锦州。我还和何玉清搭伴,他当“票头”,我们就带一伙人一起到锦州。到锦州生意相当好,干了两个多月,这时我得到消息,我父亲从沈阳回到天津,在天津病故了。我当时心情很沉痛,就向大家告假赶回天津。到天津以后,丧事已经由侯一尘、阎笑儒、班德贵等大伙帮忙料理完了,我向大家道谢以后表示还要回锦州。这时常宝堃请我在“永元德”吃饭,提起他父亲常连安在北京干的“启明茶社”想邀我到那里演出。因为我也总想到北京向同行们进行艺术交流,就答应了。又回到锦州和大家说好,办完手续,回到北京进入“启明茶社”。

  一九四零年我进了北京“启明茶社”。“启明茶社”原来也是普通的曲艺场子,后来常连安加以改建,把原来的板凳改成了椅子,夏天装上了电扇,完全是当时的小型剧场的样子,这比一般的相声场子就有所提高,观众面也不断扩大,在这里不演当时相声场子中流行的“臭活”,所以还出现了“女座”。这样,“启明茶社”就比其它的小型茶社有所改进。在那演出的有:刘德志、赵霭如、于俊波、王长友、白全福、罗荣寿和常家父子。后来张寿臣、吉评三、马桂元等人也参加过“启明”的演出。我刚到“启明”应的是给常宝霖捧哏。后来在赶其它园子的演出中,有时碰上熟观众烦我“使”一个,我也去逗哏。这时经常演出的节目有《怯拉车》、《闹公堂》等,观众反映很强烈,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就以逗哏为主了。

  这时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同行的表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德明。他当时在北京观众中声望很高,给他捧哏的是绪德贵。他们经常在“新罗天”、“哈尔飞”等剧场演出。高德明表演的特点是火爆,说话速度快,当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年以后一定要赶上他!这种想法在当时当然是一种争强好胜,但又促使我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我在这期间,除了上“启明”以外,也经常上“堂会”。有时绪德贵、王长友、罗荣寿等也给我捧哏。也有时跟别人赶其它曲艺园子。当时东安市场有三家:“中国茶社”、“凤凰厅”和“上海游艺社”;东单有“新世界”,西单有“西单游艺厅”等。由于我经常到各曲艺场子演出,北京的观众对我就逐渐熟悉了。

  正这时,李寿增在济南“晨光茶社”做班主。刘宝瑞在那跟他发生了矛盾,另开了一个茶社,叫什么名字我记下清了(据相声老艺人阎笑儒的回忆,是“光明茶社”),两家相声场子对立起来,他们都各自邀人,都想把对方压垮。李寿增连续三次到北京来邀我,我都婉言谢绝了。后来还是刘宝瑞的那个相声场子垮了。

  刘宝瑞从济南回到北京,也进了“启明茶社”,我们俩搭了伴。因为我们俩从小在一起,又都在外地干了些年,各种类型的节目都能演出,“活路”很宽广。这时我们又应了北京电台的零点节目(即在夜间十二点在电台播放相声)。我们俩在电台互为捧逗,一连在电台播演了四个月,每天不重,除了有些经常上演的节目外,还演出一些当时在茶社不常演的节目,如《喝寿本》,《财迷回家》、《铃铛谱》、《门头沟》、《朱夫子》、《打油诗》等。这些节目在茶社演出不太“火”,在电台演播可以没有这个顾虑。由于每天在这个时间演播,节目从来下“翻头”,确实打动了社会各个阶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许多的所谓社会名流也追到“启明茶社”去听相声,把“启明茶社”的社会声誉也给抬起来了。

  在这期间,我除了演出原来会的节目外,还整理了几段新活,如《打牌论》、《怯讲演》、《山东人拜年》等。《打牌论》是在原来《赌论》的基础上重新改编,原来有押宝、掷骰子、抽签儿等,后来我感到押宝、掷骰子在社会上已经不流行,演出效果也差了,我就改成推牌九、斗纸牌和打麻将牌,因为在那时打麻将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赌博。演出以后得到很强烈的共鸣,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保留节目。

  《山东人拜年》原来是一块“臭活”,根本不能在舞台上演出,我删去那些低级淫秽的语言,做些修改,几次演出效果也很好。《怯讲演》是我在北京患了一阵中耳炎,在家歇工时整理的一段节目,这个段子原来有三个段落,前边是“耶稣讲演”,中间是“怯讲演”,后边是学校班长给学生们讲黄色电影,我就掐取中间一段加以丰富,成为一段讽刺不会讲话的人的段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节目不敢演,怕那些社会上出头露面的人找麻烦。

  在这期间,我有两次和白云鹏先生南下,第一次是到南京演出。同去的演员有单弦演员谢芮芝、京韵大鼓演员宋幼香、空竹演员王桂英、河南坠子演员朱桂芝等,和我搭伴的是王长友,我们是在夫子庙南街一家茶社演出,达个茶社的名字我忘了。在那里上堂会时碰见过我们南方的同行朱香飞、包一飞,相比之下,南方演员表演比较洒脱,我们就比较朴实,但从当时的演出效果看,观众还是对我们的反映强烈。在南京演出一个月,我们又回到北京。

  另一次是到上海演出,白先生邀我和刘宝瑞同去,这次同去的有单弦演员谢芮芝、京韵大鼓演员方红宝、梅花大鼓演员方红霞、踢毽演员宋少臣、空竹演日王桂英等,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恩培亚”戏院演出了两个月。后来又挪到跑马厅附近的一家评戏园子续演了两个月,生意就一般了,合同期满以后,我们又回到北京。

  这次回到北京,许多曲艺园子邀我,常连安还让我回“启明茶社”,我就先回了“启明”,正式和罗荣寿搭伴,这时我还经常到外边去赶场。连安怕影响“启明”的生意,就劝我别再出去赶场,给我加“半个份儿”(即增加一半工资)。可是这时外边堂会越来越多,有些同行人也来找我,我考虑总不出去也不合适,后来我干脆提出给我加的“半个份儿”我不要了,还是坚持去赴堂会或其它曲艺园子。

  这时常宝堃、赵佩茹他们在天津组织“兄弟剧团”,以演“笑剧”为主,也兼演曲艺节目,轰动了京津两地,他们三次托人给我带信,邀我到天津参加“兄弟剧团”。我当时考虑“兄弟剧团”被大恶霸袁文会控制着,演员在那里受欺压,我没有答应。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王新槐(就是曲艺界通称的“王十二”)到北京邀我,他是给“群英戏院”邀场,因为当时他是经励科我不好驳,就答应只演一个月,为给他们圆圆面子。罗荣寿当时不愿意来天津,我就自己回到天津,在“群英”演出。当时在“群英”演出的有小岚云、侯月秋、张伯扬、程玉兰、武艳芳、玉桂英等。

  由于这次是我自己来的,没带捧哏演员,我向张寿臣师哥借于俊波,因为当时于俊波给张师哥捧哏,他们在“小梨园”演出,于俊波两边赶场。当时“群英”的生意也很好,我演出的《卖布头》、《怯拉车》、《打牌论》都很符合当时天津观众的口味,一个月合同期满以后,“群英”掌柜郝祥金还想留我,我提出:因为没有捧哏的,还想回北京。郝祥金、王新槐等人答应在天津给我找一个合适的捧哏演员。我在东兴市场“联兴茶社”看朱相臣不错,他是张庆森在关外代拉师弟,算是何少亭的徒弟。我们说好以后,我在“燕春楼”请客,感谢两位师哥——张寿臣和于俊波给我帮忙。那天参加的有荣剑尘,白云鹏、张寿臣、于俊波、尹寿山、朱相臣、王新槐、郝祥金等。就在那天算我和朱相臣正式搭伴,我当时想为使朱相臣在艺术上更快提高,我提议让他给张师哥磕头,当时在白云鹏和荣剑尘的主持下,朱相臣拜张寿臣为师。

  我和朱相臣开始是在“群英”演出。头两个月我们俩“使活”劲头不合适,有时出现漏洞。原因是过去有些传统节目大意是一样,但具体“句头”各有不同。例如《黄鹤楼》、《汾河湾》这样的节目,他当时就捧不严实。上场时也有些紧张,下场他就跑,不愿意见我。我就主动找他,研究如何合作得更严实些,因为捧逗两人非得感情融洽,经常在一起研究节目,才能不断提高,到舞台演出才能一股劲儿,达到“随心所欲”。这样半年多的时间,我所演的节目内容和劲头他都掌握了,他心里有了底,也就敢放开胆子表演了,充分发挥了他的特点,后来成为我们相声界公认的好捧哏的。

  这时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比过去随便了,有时我上场以后抓个“现挂”,他能接过来话头翻“包袱”,还能和我对着使“连环挂”,显示出他的脑筋反应很快,原来那种拘谨劲儿没有了。他捧哏的特点是:声音和相貌结合好,不善于大嚷大闹,捧哏语言幽默,翻出“包袱”很含蓄,使人能够有回味。

  我找到这样一个好捧哏的心里很高兴,那真是如鱼得水啊!说相声的捧逗两人好似左膀右臂,缺一不可。解放前后我演出的节目取得了较好的舞台效果,和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那几年我们俩演的节目,真可以说达到了“随心所欲”。无论我使什么样的“包袱”,他都能接起来,尺寸准确,快慢适当,使我的演出生色不少。

  这样,我们的生意就“火”了起来。有些节目在观众中也产生了影响,经常接到观众的来信,烦演《打牌论》、《婚姻与迷信》、《绕口令》、《怯讲演》等。那时每天除了上两家园子(“燕乐”、“大观园”),还要赶六家电台(“中国”、“青年”、“天津”、“华声”、“中行”、“宇宙”)。这些电台要相声节目的目的还是为应商业广告,那时的电台没有录音,都是在电台直播,一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我想停两家,那时许多私人电台都有后台,除了什么局长,就是什么司令,我惹不起呀!只好勉强应付着。

  天津解放以后,一九五三年,天津电台成立广播曲艺团,我就和朱相臣同时进了天津广播曲艺团。

  进了广播曲艺团以后,生活比较安定,有机会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从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领导上还经常组织我们下厂下乡,深人生活,提高我们的表演水平。我这样一个说了一辈子相声的民间艺人,成为一个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我的心里十分高兴。感谢共产党给我带来新的生活,下决心搞好我的本职工作。但是,由于我从小没有正式上过学,文化水平很低,搞新节目遇到了“拦路虎”,我就上夜校,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主动找别人帮助。自己搞不了创作,我就选学别人写好的成品加工。那时有些相声都是业余相声演员或是其它有文化的同志写的,但是到相声演员嘴里还得二度加工,我就采取这种办法,整理了《当好营业员》、《夜行记》等作品,演出以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电台文艺部的几位同志对我帮助也很大,如陈洪凯同志,我改编后的许多节目都是经他给整理成文字。他根据民间笑话改编的《治狼》,表现了长工的智慧,讽刺了地主的贪婪,我们演出后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电台期间,我们有机会把原来演出的许多传统相声进行了整理,如《打灯谜》、《婚姻与迷信》、《改行》、《学评戏》、《卖布头》、《打牌论》、《绕口令》等,有的节目还做了较大的修改。有许多节目后来陆续发表了,这都是这一段时间工作的成绩。后来又整理了单口相声《杠刀子》,创作了《找房》(即《好大院》)等。

  一九五七年,广播曲艺团和天津市曲艺团合并,我就一直搞教学工作,直到一九六六年退休。

  在这篇回忆录临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谈两点自己的体会:

  第一,通过今昔对比,使我更加热爱新社会。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年轻时学艺是在旧社会,那时没有很好的学习条件,我的师友们都得为吃饭奔忙。我拜师后不久老师就故去了,自己的父亲也得为生活各处奔走,我得不到正式学习的机会,也曾苦恼过;可是我没灰心,变压力为动力,不怕吃苦,肯下功夫,经过几年的努力,也取得了这么一点成绩,这是多么困难啊!现在青年学艺的条件比我学艺那时优越得多,青年人一定要珍惜这种时机,否则将来是会后悔的。我劝青年演员和学员,必须努力克服困难,下苦功夫,为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多作贡献。

  第二,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必须博学多闻,广泛地向各方面学习,不断吸取养分。我从小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可是也能取得一些成绩的原因,是我很注意向社会学习。我从小卖过糖、做过工、打过“小阔”,观察了旧社会的各种人物,对我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起过积极的作用。还要向其它艺术形式学习,从小我就喜爱京剧、梆子和其它戏曲艺术,和许多剧种的艺人交朋友,他们对我演出帮助很大,直到现在我还爱看电影、话剧等多种新的艺术形式,不断吸取表演技巧,丰富相声的表演艺术,这也是提高自己表演水平的重要途径。

(倪钟之整理,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原载《天津文史资料》,网友海客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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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副科长 2012-9-8 19:11
天津的郭荣启,北京的高德明,不该埋没 ...
引用 zwzx2002 2003-3-17 18:52
老艺人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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