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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奎自述

作者:张春奎


发布时间:2011-8-5 16:40| 发布者: 海客| 查看: 16778| 评论: 0 |来自: 中华相声论坛


  提起我学相声来说,这个,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因为我学相声时候呢,正在这日本时期。那是日本以前,没侵略中国以前,我学的相声。可我学了之后呢,赶上日本侵略,一直八年。后来光复了,又是内战三年。解放了,解放以后来的济南,哎,这才走到正轨。

  原来一学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只能通过我的回忆去想啊,当时那会儿学说相声啊,就是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为了吃饭。因为在那会儿,生活是很困难。吃饭呢,能够挣出自己吃饭来是有本事。有的呢,就连吃饭都成问题。那会儿学相声呢,就是为了什么?混饭吃。可是混饭吃呢,学了这个了,学完了之后,进到这个圈里边来了,再想混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你没有本事,受气。就得要学真本事。过去那会儿都是口传心授,学徒的呢,指着听。听会了说说,哪儿不对,师父给提一提。哪儿有正经八百教给你的——这段儿怎么说?没有!所以说呢,就是混饭吃。等进来了,混上饭吃了,没本事,不会,说不好,在本行里边受气。就是同行就给气受。

  我可以举我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呢,小的时候呢,也爱听,也会说,后来能说了,跟我一同伴——后来这人呢在北京曲艺团里边了,姓罗,叫罗荣寿。我们两个人虽然关系很好,但是(罗荣寿)在艺术上特别保守。怎么讲呢?有这么个例子,在东安市场,我说了一段《大保镖》,他捧活,我逗活,说完了这段呢,得敛钱。可等我说完这段之后了,他往这个捧活的这边一坐,跟观众说:“众位听见了没有?这叫一段相声,难得这么大个子,能说得这样,就算不错。您看着不错的,您就给扔个钱;看着不好您就甭给。”我当时我就在哪儿听着,那脸啊,红得,成紫茄子了。不敢言语,为什么呢?知道说得不好嘛,自己承认。等晚上完了事儿了,走的时候,他推着自行车,我跟他一块儿走,走到王府井大街那儿,我说了一句——因为我管他叫声哥哥——我说:“罗师哥,您看这《保镖》我使得不好,您有空的时候给我说说,行吧?”那意思,你教给教给我。这就可以了吧?罗荣寿说句什么呢?“噢,学艺术就这么学啊?”蹬上车骗腿走了,把我拽那儿了。打那儿开始起,我就说,没本事不行。我就下了决心了,我非要把《大保镖》说好了不可。结果,那还是来了济南之后,通过别人的演出,听多少次,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慢慢儿慢慢儿的,我算把《大保镖》说好了,我算平了这口气了。所以说,那会儿说没有本事,就要受气,就在同行里边你就分不着钱,你就吃不上饭。你不是想混饭吃吗?你连饭都混不上。所以说你不长本事不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你总是跟大伙一块儿说,那么平平常常,还是吃不上饭。就得想主意,干嘛呢?俩人镳个对儿,互相合得来,镳上一对儿,卖单场,上大园子。就是我演一场多少钱,人家有那个,包场那个,就愿意搭钱包。有的你没本事,人家不拿钱包你,你还是吃不上饭。所以说就想着镳对儿。怎么镳对儿呢?就得找投缘对劲的。怎么投缘对劲呢?俩人私交不错,平常说得来,互相对艺术有探讨,就镳对儿。镳对儿也不容易,因为什么?那个过去旧社会的时候啊,说相声的得有这逗活的还捧哏的。逗活的呢,仿佛为主,捧活的呢,仿佛为次。那么为什么我说加“仿佛”呢?因为实际啊,这逗活的没有捧活知道得多。因为这个说相声的肚子窄了不行,什么事儿都得知道。所以说对方说出一问题来,你还不知道是哪儿的事儿呢。这能说个笑话,这跟过去啊,我搭伙伴的一个相声演员,咱甭提是谁了。有时候我在场上说着要一个“现挂”。什么叫“现挂”呢?就是现时抓那么一句。我找个台阶,好入别的活。我问了一句,我说:“你知道这个窦尔墩是哪朝的吗?”你想这个,一般有戏曲知识的没有不知道的,窦尔墩是清朝的,对吧?你猜这个量活的说什么了?他给我来了一句:“窦尔墩大概是宋朝的……”还来个“大概”,让我这儿接都没法接。所以说,没有死对儿不行,量活的比逗活的肚子窄喽,不行。

  这里边再举一个例子,侯宝林成名。侯宝林成名的时候,是在日本时期。那会儿生活呢,(挑费)非常高,挣得钱呢,少了不够生活。天津燕乐升平约侯宝林,给他包银一月呢,一百元钱。在日本时期那一百元钱呐,就不值钱,就买不了多少东西。他一个人儿,怎么去呢?他得找量活的。当时那会儿找不着,好不容易他找着郭启儒了,那郭启儒呢,那会儿在天桥的时候,那是天桥明地上的一员名将啊,专门捧活的,肚子宽绰。他(侯宝林)找去了,他跟郭启儒呢,又是爷们论着,管郭启儒叫师叔。因为郭启儒呢,管侯宝林的老师朱阔泉呢,是师兄弟。“郭师叔,您跟我上天津吧,怎么样?”郭启儒说:“行啊,爷们。我跟你去,我得问问你包银多少。”“我包银呐,一百。”郭启儒说:“不行,现在呢,量、逗活都是四六(分成),逗活的六成,量活的四成。我跟你去,我挣四成,四十块钱……跟你说实在的,我倒不是嫌钱少,因为不够我一家子人吃窝头的。我怎么跟你去啊?我跟你去喽,我家里人不能扎上脖子不吃饭呐。”后来侯宝林就说了:“这么的,什么四六不四六,咱爷儿俩对劈,你五十我五十。”郭启儒说:“你五十我五十,我也不去。因为五十不够,我从北京到天津,我先两份儿家。怎么呢?因为到天津,当时安不下家,我得一份儿生活,北京一份儿生活,五十块钱怎么分?一边二十五块钱,连吃饭都不够啊,甭说别的。”后来侯宝林没办法了,他说:“这么办吧,咱爷儿俩倒四六,您六成我四成。”郭启儒说:“你别让了。论私人交情,我给你帮忙我都能去。可是呢,我不够吃窝头的,我不能一家子挨饿。我不去,你找别人吧。”后来侯宝林就说了:“这么办吧,您跟我去。去一个月之后,您要确实不够了,咱们再想办法。”磨得郭启儒没办法了,“好,跟你去吧。”到了天津。到天津得先住旅馆,一个人住旅馆,这一月得多少钱呢?他没带家眷,刨去旅馆钱,再刨去自己每天吃三顿饭,这钱根本不够。怎么办呢?侯宝林呢,就匀出一部分钱,很少,留给自己吃三顿饭,剩下这钱,完全归郭启儒。后来呢,侯宝林在天津演红了,包银涨上去了,一个月三百五了,这样郭启儒呢,三四一百二,四五二(十),一百四十块钱,他够生活了,把家眷也接到天津去了,这么在天津一扎就扎下去了。等郭启儒跟侯宝林在一块儿,配合起来,那么侯宝林有什么受益啊?就是这个段子,前后节奏,哪儿合理哪儿不合理,郭启儒给他挑一挑,他自己再整理整理,脑子又好,所以说越演自己的节目越值钱,越好。所以说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说量活的和逗活的之间的关系很要紧。

  我从北京,为什么来的济南?这个原因……这里边啊,我说一说原因。有好多人问过我,你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你上济南来干嘛啊?还是我那一句话回答你,为了吃饭。不为吃饭我上济南干嘛来了?在北京待着不就行了吗?因为在解放前期和刚一解放时期,那会儿北京,从这相声演员来讲,大致分三类。这三类指什么呢……有的吧,你可以听不懂,因为你不是文艺界的人,里边的半术语的这些话你听不明白。哪三种啊?第一种叫卖单档儿的。什么叫卖单档儿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侯宝林啊,就和郭启儒(搭档),你甭管上哪儿演出去,侯宝林、郭启儒,这是一场。就我们俩人演出,换人不演,这叫卖单档儿的。第二一种呢,是上小剧场的,也属于卖单档儿,但是大剧场他上不去,只能在小剧场(演出),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撂明地的,也叫撮大堆的。什么叫撮大堆啊?用现在话说就仿佛啊,现在咱们演一什么专场……今天演相声专场,这些相声演员都在这儿演,这叫撮大堆的。可那会儿,这个撮大堆呢,跟现在这个相声专场不一样,现在相声专场都是卖单档儿的,就我们两个人演一场。甭管上哪儿演去,也是我们俩人演一场。这撮大堆就不是了。怎么?今天也许他们两个人演,明天也许这两个人又换成了别人,和别人演了。后天这四个人呢,又换了,又变样了。今天量活的,明天逗活了。今天是逗活的,明天许量活了。这叫撮大堆的。大致分这么三种。在当时社会来说呢,这三种啊,还互相都瞧不起。为什么瞧不起啊——卖单档儿瞧不起这撮大堆的,反过来,这撮大堆的演员呢还瞧不起卖单档儿的。因为什么?这卖单档儿的,两个人在一块,节目并不多,最多会三段五段,七段八段,说的最好的(节目),也就是会个一两段或三四段。这个撮大堆的这些演员呢,就认为你们会得太少,面儿太窄,不行。可是卖单档儿的就说这个,我现在上舞台,哪儿找我我要多少钱,少一分钱我不去。你们那个啊,给钱就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也是瞧不起,互相都看不起。

  可是这撮大堆的演员呢,你没有真本事还不行。一般的这个撮大堆的演员分两种,一种呢,是有真本事的,一种是社交好——就是跟这些人呐,关系搞得特别好,(别人)都不好意思地说什么。这是两种。论本事呢,这社交好的在舞台上不一定行,可是人缘好,朋友之间都不错。就是分这么三(两)种。这三(两)种呢,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说那句笑话了——吃饭问题。刚解放那会儿,北京业务不好,我跟罗荣寿在天桥,有时候演一天呐,赚不出吃饭的钱来。那会儿晨光呢,已经是……解放以后晨光那些人都奔南走下去了,跟着国民党的人往南跑。到徐州了,那老板李寿增一看不对头,就带着孙少臣(林),又回到济南。那会儿济南就解放了,第二次晨光开张,没有演员啊,那会他就把济南的马金良——唱滑稽二黄的——找上了。还有崔家的一个后代,相声演员黄景利,找上了,都在晨光那儿一块演出。那时候孙少林呐,又把他的叔伯兄弟孙少臣拉进来,学相声。他又收了个徒弟——赵文启,还有一个徒弟叫王少安,这些个都会不了多少的吧,拉进来。可是呢,没有演员,又赶上郭全宝呢,从济南回北京去结婚,这么的李寿增就托付郭全宝,说你看看北京天津要有演员呢,往这儿介绍介绍,上这儿来。郭全宝到了北京,见着我和罗荣寿,一看北京那业务确实不行,就说你们哥俩,是不是上济南?罗荣寿说行啊,去活动活动也好,现在北京业务不行。(郭全宝)这就介绍介绍济南的情况。当时那会儿呢,业务不好,往济南活动活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挣钱吃饭。就是我那句话,挣钱吃饭的问题。开始就这样来的济南。

  没来济南之前呢,事先必须跟郭全宝谈一谈条件。这条件是什么?罗荣寿说:“我到济南去,怎么开这个帐啊?”郭全宝就说:“咱是实话实说,有什么就说什么。都没是外人,全都不错,这些年了,(又是)老北京。罗师哥去了呢,就拿一个份儿……”什么叫一个份儿?就是整五整分,十分。“……振奎兄弟呢,你去了呢,你拿不上整份,因为什么?孙少林是整份儿,李寿增是整份儿,剩下哪有拿整份儿的?那几个徒弟都拿零钱。”那我就问了,我说那怎么算呢?他说:“您去喽啊,咱们弟兄说实在的,您拿七厘份儿。”七厘份儿就是拿十分之七,就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啊,这儿挣了钱,人家分十个,我只能拿七个。当时自己的这个演出的本领呢,这个艺术的道行来讲,自己也明白,心里有数。我说七厘份儿我也去,我不拉家带口,没关系——到那儿锻炼锻炼。就这样,我跟罗荣寿,才来的济南。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份儿吧,天正热的时候,来到济南的。我从北京来到济南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吃饭。

  来到济南之后啊,这才开始往艺术上钻。怎么说才开始往艺术上钻呢?原先在北京,他是“面儿”呢,就是北京那一面。来到济南之后呢,济南相声跟北京相声不同。不同的原因呢,因为济南的相声啊,是以天津为根本,后来有北京的演员来,它采取北京、天津两个特长,它演出的方法不一样。可我来那会儿呢,正赶上这晨光茶社呀败落时期。

  怎么败落时期啊?日本投降之后,业务很萧条,很多演员都走了,后来解放战争呢,又停了些日子业,解放以后,二次——李寿增、孙少林回来——二次承办。二次承办呢,没演员。怎么没演员?当时那会儿演员是有数的,几个人,谁呀?孙少林、高桂清那弟弟——名字我忘了,咱就不说他名字了吧——只能量活不能逗活,还一个高德光——高德明的大哥,高家哥仨他老大,也是净能量活不能逗活,会使点单活,使得还不算很好。再就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办呢?李寿增就把济南的相声演员找到这儿了。谁啊?黄景利,另外呢,唱滑稽二黄的马金良都去了,因为他没人嘛。自凡演相声大会,起码说完一段换个人再说,他得有人啊,就把他们都找了去了。里边呢有两个学员,一个是孙少臣,一个是赵文启。这孙少臣呢,是孙少林的叔伯兄弟;赵文启呢,原来是一个北京饭馆的一个跑堂的伙计,后来没事干呢,就跟孙少林学徒,在孙少林家里吃饭。这么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呢都不挣钱,我们来之后了这才多俩人儿,打那儿,因为舞台上需用,人也比较紧张,不学也不行了,我才开始钻研相声。

  可钻研相声上哪儿学去呢?跟谁学呢,又没有老师,就听,听人别人怎么说,自己怎么学。但是,听呢,听会了你还不能够原封的往外拿。这个呢,过去听老先生说过,必需把别人的东西听会了之后啊,化成自己的,这又费了劲了!后来,慢慢地又来了很多演员。来了谁啊?王长友带着他徒弟赵振铎,来了;于俊波带着他儿子(于)春藻,也来了;高德明,也来了;王凤山一家三口子,从南边也回来了。这就全都上了晨光了。晨光人就多了,活路子呢也宽了。怎么到这会儿全来了呢?因为呢,刚解放,各地业余都不好,还是我那一句话,为了吃饭,大家不得不满处走,所以说全都来了。来这有呆的时间长的,有呆的时间短的,你看罗荣寿吧,一共呆了三个月,回北京了,不干了。高德明呆了半年多,也走了。于俊波爷俩,呆了六七个月也回北京了。王长友,带着赵振铎也走了,也回北京了。这阵,人又不多了,又没人了。就仗着我们这几个人来回倒换着说,你不学能耐你上台没得说,就得学。怎么学呢?就要学别人说的段子,这样才能会。所以说,我从那会儿开始,才正式的用脑子学。拿一个段子来说,一段《文章会》,在晨光来说袁佩楼说的最好,袁佩楼和李寿增的《文章会》,那多咱说的时候,观众连动都不动,但是这文活呢,我又爱。因为我爱文的。我就听,我听了呢,已经会了八成了,但是你学人家东西你还不能背着人家,背着人呢,显得不对。有一次呢,在后台说闲话,我们在行辈里头论呢,我管袁佩楼叫三哥,我说:“三哥,您的那《文章会》啊,我听得差不多了,您再使两遍,我就能拿下来了。”这个能拿下来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呢?这有点术语的性质,那意思我就能说了,他听了一乐,可我哪儿知道啊,打那开始起,袁佩楼在舞台上就不说《文章会》,就不说了。你不是再听两遍就行了吗?我就不说了,你就学不去了。我一看他不说了,我就琢磨这里有事儿了,因为人人性不一样啊。我就琢磨怎么办呢?我跟高德光呢,论私交呢,我们论爷俩,我管他叫大叔,因为什么呢?在北京时候啊,他和我父亲不错。晚上呢,在晨光这有一个赶场的买卖。哪儿?上青莲阁,加演一场相声。每天是由这个晨光的孙少林派人,谁去,到青莲阁演一场去,那天我跟高德光去。从大观园走到这个二大马路新市场北边,这一段路不近呢,走道爷俩说闲话我就说,我说:“袁三爷啊,有点小心眼。”高德光就问我:“怎么?”我说:“我说他那《文章会》啊,我听的差不多了,我想听人家的活,想学过来,咱不能瞒着人家,我就跟他说你要再使两回啊,我就可以拿过来了,打这儿不使了。”高德光一听乐了。你别看高德光在舞台上不行,但肚子里头宽敞,没关系,我给你念念。这样走着道呢,就给我说这块活,哪儿怎么治,哪儿怎么治,哪儿怎么治。等在青莲阁演完了回晨光的时候,再给我说一遍。这么样来回呢,两天的功夫,就把活全部串好了,第三天又派我去,跟高德光。在道上我就说,我说:“大叔,今儿咱爷俩《文章会》怎么样?”“行!”就这么样,在青莲阁使了《文章会》。基本上不错,使下来之后呢,回来走到道上,高德光又给我说了说,你哪点哪点地方使得不对,哪点哪点地方使的劲儿不对,我又长一长见识。过了有不到一个礼拜,那天在晨光晚上,我跟高德光一场上场了,我一想,使什么呢,前边使的活都挺火爆,挺受观从欢迎,我还使那别的活?我不爱的活我不愿意使,我一想得了,今儿跟这儿啊,我使《文章会》。不是你袁佩楼不使了吗?今儿我使。常去听的观众知道这段,知道这段呢,可是老没听见了,今儿我这么一说感觉到亲切,观众很欢迎。下来呢,我也跟袁佩楼什么没说,就冲他一笑,我这一笑的意思,那意思是一句话:“你不是不使吗?我会了!”又学一段,不容易啊。打那儿,这《文章会》他也使了,你使我也使,咱们跟舞台上见,看观众欢迎谁。这里边就有点叫赌气啊。因为演员有个习惯,在台上要干不过别人啊,寒碜!这么样,在晨光原来是七厘份,可是孙少林呢看出来了,我七厘份拿的少点。可在分钱的时候呢,老是比一个份稍微少点。有一回我拿过钱来一看不对啊。钱多啊!等没人的时候,我就跟孙少林说,我说:“少林哥,您给我钱多了。”孙少林说了一句话:“兄弟,你别管,这事我当家,给你多少你拿多少,你卖力气,你舞台上管用,吃菜儿我不能少给你。”那会儿的艺人呢,连大学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凭打米,赛吃饭。”就是说你打米打的多,你吃饭就应当多吃。也就是你台上演出好、效果好、吸引观众,挣钱挣的多,你就应当多分。你一上去,观众就走,你就不能多分。所以说舞台上不卖力气,不行。这么样呢,我算在晨光啊站住脚了。

  后来呢,王凤山一家三口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因为晨光那没有女演员,全是男演员。王凤山一家三口呢——王凤山俩个太太,大太太、二太太,二太太叫王凤云,大太太叫王凤霞。他两个太太还他儿子小锁子,他大儿。四个人,那么王凤山呢只能一个人在晨光,那么就说他拿一个份儿,他一天呢只分这么一份钱,王凤山就不干了。不干了为什么呢?就想上外边自己单干。那会儿人民商场呢刚刚成立,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呢,他一人出去呢,就他们三口子单点儿,背地里呢就约合人,找了济南的一个相声演员叫马俊生,那会儿马金良呢也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他不唱滑稽二黄,他会不了一段半段的,跟那拿零钱,挣的不够吃的也就不干了。马金良也找去了。王凤山又找了个拉胡琴的,马金良唱滑稽二黄。人还是少,后来背地里跟我说,告:“你怎么样?咱们一块出干去?”我一想,在晨光这儿这些人,尤其有几个人不大对劲,我也就找李寿增告假了,我说:“我晨光不干了,我这儿干的呀不大称心,我跟你告假了。”李寿增没好说什么,就答应了。那么样我就出来,出来了就跟王凤山、马俊生、我,我们三个人算承头儿的,就在人民商场那租了块明地,在那儿演出。王凤山呢心眼多,办法也多,跟那演出呢,他到瓷器店买了把挺大的大茶壶,沏上一壶茶,买十来个小茶碗往那一放,听相声的呢可以随便白喝,不要钱,喝茶不要钱。那会儿说吧,按现在钱说吧,一分钱一段那是晨光,在我这儿听呢一分钱两段,你给一分钱呢找你个竹牌儿,下回呢你给个竹牌儿就行,一分钱两段。这么样一来呢,管茶喝,比晨光那便宜一半,一分钱两段,虽然是明地没屋子,买卖还真不错,赚的还真不少,人呢是人头份,没大没小,一人一份,就他那儿子拿零钱,这样呢王凤山就合适,怎么呢,他三口分三份,马金良分一份,拉弦儿的分一份,马俊生分一份,我分一份,一共才七份。七份他拿去将近少一半,他就比较合适了。所以啊就越干越红火,越干越红火。后来,又租了一块地方,又跟那搭棚的棚的掌柜的,搭棚的掌柜的姓李,就搭了大天棚。搭了大天棚,夏天行啊,到冬天他冷啊。后来李掌柜的说咱有主意啊,咱弄点秫秸把他圈起来,两旁边抹上碴灰泥,不进风它不就暖和了嘛。那么两旁边呢就抹上碴灰泥的秫秸墙,把这棚呢圈起来了就成了整个的屋子了,这里边不进风呢就暖和了啊。因为那个搭棚了的算了个账,算什么账啊?二八分成,挣了钱他拿两成,剩下八成是演员的,他也下本钱了。比搭棚赚钱赚的多,合适。这么样就搭起来了,搭起棚来你这个组织得有个名啊,通过文化局啊。就起了个名,叫什么呢?群众相声社。这群众相声社呢就干的挺好,业务也挺强。因为人民商场又刚成立,下边的买卖还不多,就是东边有个中国电影院,西边那高台儿上呢,怎么叫高台儿啊,是因为它里边盖房子挖的那土啊没地儿倒全倒到这个西南犄角儿了,就垒起这么一个土台子似的,上边净是卖什么的呢,净卖酱油螺蛳的,所以当时起名叫螺蛳山儿,当时就在上边。后来呢又有什么打把式卖艺的,什么孙铁九卖膏药的,王正光卖虫子药的,都在上边盖了房子,上边就火爆起来了。整个人民商场火爆起来了,群众相声社业务也挺好,观众也很多,在当时那会儿呢,全国曲协的陶钝来济南,在这个共和厅招集艺人讲话,就说晨光,说:“你们就不行,你看那群众相声社,为什么那么些观众啊?因为人家啊经济,一分钱可以听两段还有茶喝,你们这一分钱一段还没茶喝,你想谁不愿上那儿听两段儿,非上你这儿听一段来?你们得向群众相声社学习啊。”那会儿晨光的业务是最低潮的时候了,最不好的时候。可是他那业务不好我们这业务不错呢,让我看着心里还不大痛快。为什么不大痛快呢,因为里边马俊生和王凤山俩人净动心眼儿。我这人有点直性子,他们动心眼儿我看着生气。一块儿赚钱吃饭,动心眼儿干嘛呢?你阴我一下我阴你一下,我看着生气。

  在人民商场一干呢,我又跟山东的书词公会联系得很近。像那会儿刘泰清、李文成、马青旺这几个说书的,我们走得都比较近。我呢,就爱听书。后来我一看,太没意思了,挣钱不多,里边儿事儿不少,干脆我不干了。我转业,转业我说评书。说评书没老师又不行,我就拜了个老师。谁呀?济南有个说木板快书(大鼓)的,周春泉。周春泉平常我们就不错,后来我就拜周春泉师哥。周春泉呢,是替师收徒。因为老师呢,在青岛,就不请来了。就替老师,收这么个徒弟。要不怎么后来我改名叫张春奎呢,就打那改过来的,就叫张春奎了。那会儿评书门儿拜门儿里边儿好多规矩呢。周春泉有个徒弟叫李积玉,李积玉的岁数比我还大两岁呢,可是我一拜师哥呢,他得管我叫师叔。按当时那规矩,师叔得先拜师侄,先给师侄磕头去,然后师侄在给师叔磕头,行会的规矩。就这么样,我就改了,出来说书了。我认为说书比说相声省事儿,可没想到真到一说的时候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说话、舞台、抬手动脚,相声跟评书都有区别,都不一样。好赖呢,我有点儿相声单口的节目,说一天,行,能说住人。说两天,这段儿不接着了,再换一段,观众就不爱听了。后来开成本儿书。开成本儿书呢,又不会,怎么办呢,就得找师哥去念去,叫“念梁子”。就是把这段书大概其的意思给你念一念,你按着他说的这个意思去说去。就找周春泉去念去,说什么书啊?《大隋唐》。在这个行会话里边叫“黄脸”。我也爱这段书,就找他念去。念一段,早晨起来去念去,过午琢磨琢磨,晚上再说,就始终这样,每天这样每天这样。可我们这大师兄呢,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要教你啊,给你念这梁子啊,你不够说一天的。一天是多少回啊?八回书,这才够一天的。他给你说啊,六回多点七回边上。这样并不使他保守,因为他那个意思,挤兑你本事。既然不够,你就得想办法,想办法得在这故事里发展,你就把这书说好了。可是给谁念梁子,谁都说:“你再给我念点吧,不够使的。”可是我就没说过这句话。日子长了,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也没说过这话。我们这大师哥有点纳闷:“兄弟,我给你念的够使的吗?”我说够够够,“那你说到哪了昨天?”我说我说到说到哪了,“嗯?你怎么还没使完呢?”我说:“师哥,我跟您说个实在的,这《大隋唐》我不是现在听的,我从小时候就听。北京的品正三《大隋唐》说得最好,我追着他听了好几年。您给我这一念呢,我又回想起他说的那个办法来了,我又全加里边了,您瞧我能不富裕吗。”我大师哥乐了,好吧,这么样给我念梁子的时候就不怕我不够了,就都够了。

  但是说评书里边呢,还有个插曲。在那年呢,《铁道游击队》发表了,这是咱们山东的书,刘知侠的创作。后来文化局就号召济南说书的说《铁道游击队》,成立了四个学习《(铁道)游击队》小组。别的小组不说,我就说我这小组。我这小组里边呢,是四个人,我,还有济南市说书的老先生、书词公会的主席傅泰臣傅老,还有傅(春)喜、李积玉四个人,在一块研究着说。可是正式没有四个人在一块研究研究怎么说,没那么一回,就成立起来这么个名义(小组),有一个来月吧。可是每人发了一本《铁道游击队》,你得看呐,我呢没事就看。猛然间一个月以后了,文化局下来一个话:某天某日,这“《铁道游击队》研究组”汇报,在文化局向领导演出演出。这一下麻烦了,平常有的拿了书去连看也没看,让汇报,汇报什么呢?我回去赶紧翻书,我已经看了两遍了心里有数了,哪地方好,哪地方能说哪地方不能说,哪个地方应当怎么说,我脑子走了。那天一汇报的时候,有好多都说,我还没弄好,汇报不了。一共四个组,一组四个人,四四十六个人,当中有十四个都说没弄好,汇报不了。就剩俩了,谁呀?傅泰臣不能说没研究呢,因为什么,他是书词公会的主席,又是济南有名的。再一个就是我,我不服气,我就不信不能说。我就跟傅泰臣商量,我说您先使吧。为什么让他先使,(因为他)岁数大了。我呢,心里就盘算好了:使哪儿?使这个“打洋行”!我就把“打洋行”的梁子啊,大概其的情节顺起来了。傅泰臣上去就“扑盲子”了,因为他没准备啊,能不“扑盲子”吗。(傅)扑盲子说了二十多分钟,等到我这儿了,我上去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打洋行”,我就把傅泰臣说的前面大概其描了描,一步就迈到打洋行上了。怎么进洋行,怎么打日本鬼子,完了之后找个扣子,搁到那儿了。结果领导点头了:“嗯,这么说有人听。”可是领导点头了我可把傅泰臣给得罪了,后来傅泰臣有这么一句话:“嘿,没想到我这老家雀让小家雀给攥了!”其实我并不是阴傅泰臣,我也没那个想法,可是他准备的太差。

  后来,文化局就通知下来了,贴出去,演出。傅泰臣不能不贴啊,因为他是书词公会的主席啊,领导挺重视啊,贴出去了,《铁道游击队》。别人都没敢贴,我这就换了报子了,《铁道游击队》。这一换报麻烦了,傅泰臣说了没三天,正赶上山东省开文代会。傅泰臣是主席,参加文代会去了,就搁那儿不说了。我呢,又没走,我就得说呀。原来说《大隋唐》,一天业务都不错,在当时那会儿,51年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四块钱,是真不少啊。可是一换这个《铁道游击队》啊,甭说三、四块,连三、四毛也挣不了了。不进人,没人听。没人听也得坚持说,也不能不说了啊。文化局的一个干事到那儿去了解情况,就跟我说,“老张,你这你也不敲敲鼓?”我说说评书哪有敲鼓的呀,敲鼓那是唱大鼓的。“那不进人……”我说慢慢儿,早晚得进人。就在人民商场说,慢慢能说这么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听了。只要有人听我就说,就这么样说了又一个多礼拜吧。这天又这么十来个人,我说了五六段,挣的钱呢,够店钱,够茶馆的租赁费,我白干。那会儿指这吃饭,又不挣工资,怎么办呢,心里急得慌。那天说完了,有五六个人全走了,在旁边坐着一个人,不走,还跟那儿坐着,后来过来跟我说闲话。问我,你说多少日子了?我说,说了有一个礼拜了吧。他告诉我,这《铁道游击队》是新书,这是一;二个件呢,有好多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对呀,我说我又没参加过,怎么会知道呢?那人乐了,说你没参加过我参加过!这人呢,是咱铁路局货场的一个干部。他就说了:“我呀,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写着书的时候还访问过我呢。我还供他不少材料呢,不过有好多材料他都没写进去。他也不知道,这里边事挺多。刘洪刘队长不是一人,是俩人,一个刘队长,一个洪队长。这么合起来叫刘洪队长,成了一个人了。”里边王强跟谁是怎么怎么回事,他说这里边事挺多,这个没写上,那个没写上,他坐那儿就给我讲开了。他给我讲我就听着呀,我一听,他讲的这个比书本上的那个有意思。我当时脑子里就一转悠:不行,这书本儿得大动,不大动,说不住人。这么说吧,这《铁道游击队》我在人民商场,张立武那个茶馆儿,我说了四十五天,最后达到什么程度啊,和说传统书的收入相差无几,能收入到三四块钱。可是后来呢,因为(我)先和傅泰臣闹了点矛盾,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往心里去了。开文代会回来,他《铁道游击队》也不说了,他又说开他的《三侠剑》去了,业务就上去了。可是他呢,对我是有意见。文化局呢,又重视他,我一看,干脆别呕这个气了,我得吃饭要紧。还是我那老思想,我得赚钱吃饭。我啊,也不说《大隋唐》,也不说《铁道游击队》,我得想出一创新的。创新的创什么呢?后来在河南的时候,河南有个说书的说了一部书,什么呢?就是《昆仑剑侠》。

  《昆仑剑侠》是什么书呢?是咱们山东青岛的一个作家写的武侠小说,这作家叫王度庐,他写的叫《鹤惊昆仑》。我就淘换这书。后来在旧书摊上淘换着了,淘换着我就看。《鹤惊昆仑》是头一本,上下两集,后边是《宝剑金钗》,接着《宝剑金钗》的是《剑气珠光》,接着《剑气珠光》的是《卧虎藏龙》,接着《卧虎藏龙》的是《铁骑银瓶》,这是王度庐的几部武侠小说。后来《铁骑银瓶》和《卧虎藏龙》相隔的间断太大,不好接,我就把这几本书从《鹤惊昆仑》开始,说到《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说《卧虎藏龙》算结束,《铁骑银瓶》就不说了。能说多长时间,能说两个多月。这个书呢,是半新半旧,说是传统的也行,你说是新书也行,它是这么两接就的书。这个书里边没有大扣子,不像别的武侠小说,扣子挺大,抄这个山,灭那个寨,挺大。这个没有,这个是武侠里面的一些事情。过去我在北京听书,听过袁杰英的“赃官儿”,就是《施公案》。袁杰英是谁呢,就是袁阔成的父亲(伯父)。那个也是武侠,人家有人家的说法,我从中也受益,也学了不少人家的知识。一说这个我这买卖就行了,一天能挣到六七块钱。在51年那时候挣六七块钱,数目字可观了,可以了。后来我以说这个书,上了一趟西北,在包头说了三个月,业务不错。后来发大水我害怕,我跑回来了,跑回来之后还是说书。晨光那会儿演员不多,想着扩大扩大营业,觉着在晨光一个地方演出收入太少,想再找第二个地方。那会儿晨光有个孙兴海,也是北京的,过去我们俩不错。(孙)就说了:“上张春奎那里边去,他那能坐三百来人,行吗?”孙少林就问他:“那么他怎么办呢?”——“让他上晨光啊。”就找我商量。找我商量我就说:“我上晨光怎么拿份儿啊?我还拿破份儿吗?”“那不成,一个份儿。”哦,一个份儿行。我说可就一样,咱们话说头了,我说了这二三年书,再让我跟那儿盯着我盯不上,给你们缓缓气儿说个单的行。我又全搁下了,总得慢慢往回找得有一段时间。这样孙少林就答应了,答应了孙少林他们到这边来赶场,两边演出,我呢,就算二次又回晨光了。

  二次又回晨光了,一年多就赶上闹运动,先呢,是四清,后是反右。反右之后气儿还没落下去,跟着就进入文化大革命,业务就停下了。那会我呢,就在晨光负责了。业务停下可是停下了,孙少林也打成右派了,也下去劳动去了,我跟那也负责了,业务还凑合,还能行。慢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期,突然间中央文革发了一个文件:所有的文艺团体,不能演革命样板戏的,一律撤销。我一想革命样板戏说相声怎么演呢?撤销就撤销吧,不干就不干。文化局就下来了,下来了我说写申请,撤销,咱演不了,我说我先演不了革命样板戏,让他给安排工作吧,那没办法。所以说那会儿,济南市所有的曲艺人,唱大鼓的也没法唱,唱琴书的也没法唱,唱快书的也没法唱,说相声的也没法说,谁也演不了,就全都写申请转业,让文化局给安排工作。文化局就成立了一个安排小组,我就被分配到铅笔厂了,从事体力劳动。我这人有个脾气,凭我力气赚钱吃饭,光荣,不寒碜,我赖着不走干嘛呢?所以说我没赖着不走。当时那会儿也有几个赖着不走的,干这个我干不了,干那个我干不了,结果后来有这么十几个人没分配下去,当时那会儿生活很苦,每个人每月二十一块钱生活费。可是后来政策一落实,这些人工资就都提上去了。尤其到后来,在家里躺着不能动的,工资都比我现在退休工资高。因为政策变了,我看着生气我倒不生气,不过想着可笑。为什么可笑啊,我凭劳动力吃饭,一个月到现在涨了这回工资,我才拿壹千挂点零,那在家躺着说什么不能动的那个挣两千多。你说哪讲理去呀?所以说,到现在这会儿我是不搞文艺界了,岁数也大了,也搞不了了。我家的小孩呢,也没有干文艺的。有的在教育界,有的在医务界,有的在商界。我呢,现在岁数也大了,八十多了,什么也干不了了,舞台上也没那个力气了。好赖吧,现在我对相声还是不死心。不死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盼着出好说相声的,能把这相声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人听。有人说这相声不是胡说八道,是有点真东西,我心里特别高兴。可是现在呢,就没出什么好说相声的。从北京、天津到济南这儿,所有说相声的全算上,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就是在二次以后,打倒四人帮以后,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姜昆。打《如此照相》开始,一听有创新的东西,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慢慢慢慢地一看呢,这姜昆的艺术也到顶头儿了,在往上跃一步跃不上去了。现在姜昆也不干了,人家搞行政干部了。后来又听着一个叫郭德纲的,如何如何,挺好不错,我也下本钱,我就满世界找这音像,我能花个四五百块钱买他一套音像我看看,看看他那艺术怎么样。有他的长处,但是也有他的短处,也有应当改的地方,也有应当保留的地方,因为这发展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我就希望,能出好相声演员,能够给相声露脸,说出去让人一听,有点意思。不用说好吧,听着不错,这就很好了。可惜现在就没找着一个是这样的(笑)。

网友风雅可羡录音 君子剑打字整理
2009-3-13发表于论坛


文章奇哉!!!

文章妙哉!

有点意思

平淡无奇…

可称bia胡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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