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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关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

作者:《文艺报》1956年第14期辑


发布时间:2006-3-2 09:13| 发布者: 海客| 查看: 4066| 评论: 1


不要错贴了标签

  胡琴

  简单粗暴的批评的特点是:对作品不作艺术上的分析,也不研究作品的客观实际效果,只满足于挑出作品中一两个细节、一两句对话,把它强拉到政治原则上来,并据以得出肯定或否定该作品的结论。
  发表在“文艺报”第十期上的“相声‘买猴儿’有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的作者匕戈,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买猴儿”的作者为什么采取如此的艺术设计?这作品为什么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这相声满足了听众的哪些要求?它在人们精神上鼓舞了什么和消除着什么?……这一切,匕戈并未考虑,便轻率地判决道:“简直是对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人民的恶意诽谤!”
  从他的文章里看出,他的论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匕戈认为作品里“某甲就算缺乏对事物的考虑分析吧,但给他开介绍信的同志、发钱的同志,也认为买猴是对的,没有一点疑问就放他走了”,已属不当。而最不该的是,买猴的任务从北到南竟一直没有受到怀疑,“作者竟然把‘半个中国’的干部、村长都描写成了傻瓜”!
  按匕戈的意思,这相声似乎应该这样写才最“真实地反映现实”:不但东北的常秘书应该怀疑和追查这一买猴任务,甚至某甲也应该在开始时觉察到这一错误。他拿到介绍信就觉得不对。于是及时查询,终于及时纠正了马大哈的错误,并“热情地、善意地”“讽刺”了马大哈,然后到天津东北角买回来猴牌肥皂。…… 
  这么一写固然可以使匕戈安心,可是真正热爱我们的社会、真正痛恨马大哈作风并渴望对这种人加以嘲笑的广大听众们,该感到多么扫兴啊!——猴儿没有买成,马大哈成为并无危害作用的人物,因为他有周围那些十分仔细的人来监督、来补救,使他的马虎作风毫不产生恶果。
  事实上,许多听众对我们社会的了解,对艺术作品的了解,要比匕戈高明得多。听众们欢迎“买猴儿”,他们和作者一齐用笑声烧毁着马大哈之流,他们从这作品得到启示,来清楚地认识生活里那些不负卖任的人,把这种人冠以“马大哈”的称号,使这类人在群众的嘲笑中知所警惕。至于四处去买猴儿这件事本身,是没有人信以为真的。匕戈这种多余的担心,恰恰说明他自己把整个中国的干部、群众都看作“傻瓜”了。
  其次,匕戈认为“买猴儿”的最后一个场面——猴子跑出仓库,门市部成了猴山,也是作者的一大罪状。
  这一场面的荒唐无稽是极其明显的。观众们在愉快地笑过之后,决不会认为哪一个百货公司确曾出现过此种场面。在相声这种形式里,这样的戏戏谑是屡见不鲜的,孔子可以和释迦牟尼弹脑壳,公堂上审案子可以唱起戏来,听的人谁也不信以为真,可是匕戈却与一般听众不同,他愤怒地站起来问道:“请问:这难道是我们国营企业门市部的真实写照吗?”
  匕戈同志请放心,最神志不清的人也不会相信这是我们国营企业门市部的“真实写照”。似乎,匕戈要求的是”真实写照”类的“相声”中包括国营商业门市部如何有秩序地迎接顾客,售货员如何把货物让顾客挑选,如何收款之类的正确描写。
  不知匕戈同志在看剧剧“闹天宫”时有何高论,因为那也并不是天空的“真实写照”。
  匕戈抓住的第三条罪状就更奇特了。他一口咬定相声的作者何迟同志“把土改后农民生活的改善乱说成非养活一只猴儿不可。同吋,何迟同志还说猴儿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很大的贡献”,紧接着宣判道:“这不是诽谤、嘲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人民吗?”
  听过相声“买猴儿”的人都知道,“猴儿……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我们土改以后,生活改善啦!谁家不养活个猴儿啊!”这些引人发笑的词句,是接受买猴儿任务的某甲由于并不了解为什么要买猴,在群众面前说不出正经道理来的搪塞之词,作者的企图正是让听众用笑声来揭穿由于马大哈的错误造成的这一“任务”的荒唐无稽。而这效果也是收到了的。
  匕戈只顾攻击“买猴儿”,却没有好好辨别一下哪是作品中的人物,哪是作者,便像马大哈似地把标签贴错了,造成了对作者的“恶意诽谤”。
  看来,相声“买猴儿”所反对的马大哈作风,确实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呢!


谈讽刺

老舍

  从文学体裁上说,诗里有讽刺诗,戏剧里有讽刺剧,小说里有讽刺小说,都自成一格。曲艺里也有自成一格的讽刺文学,就是相声。此外,童话、神话、寓言和笑话里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讽刺成分。可见讽刺在文学里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旧社会里,统治阶级不喜欢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可是人民会利用讽刺文体,声东击西,指槐骂柳,进行攻击,发泄愤恨,使统治阶级哭笑不得,十分狼狈。多么专暴的统治者也扼杀不了讽刺文学。反之,压迫越凶,通过讽刺而来的抗议就越厉害。
  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人民有了言论自由,是否还需要讽刺文学呢?这就要问:我们是否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想,谁也不会说不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吧。那么,讽刺文学是最尖锐的批评,通过艺术形象使大家看清楚我们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我们会不需要它呢?正因为我 们讲民主,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需要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
  可是,有的人不喜欢讽刺文学,特别不喜欢碰到他自己的痒痒肉的讽刺文学。我们是不是就因此决定少得罪人,不再写讽刺的作品呢?我想谁都会很好地回答这个, 用不着我多说什么。我倒要提醒怕碰到自己痒痒肉们人,去检查自己一下,是不是心里有点只喜欢谀媚,不愿意接受批评的毛病呢?作家们是有正义感的,不能够把 该讽刺的反而歌颂一番,粉饰太平对谁也没有好处。
  有的人甚至不许讽刺他所属的那一部门或那一行业。比方说:作医生的不许作品里讽刺任伺医生或医院,作教师的不许讽刺任何教师或学校。他好像是说:我们这一 部门或行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禁止批评!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接受批评,端正个人的工作态度,改进业务,不是好事情吗?作品里讽刺一位医生或某一个 假设的医院,并不是一笔抹杀所有的医生和所有的医院的功绩。假若不幸而言中,作品里假设的讽刺对象恰好像实际中的某一医生或某一医院,那就该取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的态度才是。在咱们的社会里,谁也没有禁止批评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作家为避免招惹麻烦,或吃官司,往往在剧本和小说的卷首声明:“书中人 物事实都是想象出来的,并非真人真事。”难道我们也必须这么作吗?那些反对讽刺文学的人并不敢公开地说禁止批评与讽刺。他们总是振振有词地说:作家歪曲了 现实,咱门的社会里没有这样的人——指作品中的讽刺对象而言。要知道,夸大是讽刺的必要手段。既须夸大,就必须把许多改讽刺的行为适当地集中于一身。这才 能创造出形象鲜明的人物来。假若我们只吞吞吐吐地说:这个人的思想与行为95%都是值得表扬的,不过只有5%,或更少一些,容或应当批评一下,我们就无法 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既要讽刺,便须辛辣,入骨三分。不疼不痒的讽刺等于放弃讽刺的责任,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育效果。讽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急切地鞭策一切 落后的人物,希望他们及时转变,不再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它无情地揭发一切不合理的行为,要求我们都振作精神,作个先进的人物。它也要求我们检查目 己,还有没有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毛病。从而决定去洗干净自己的身心。讽刺家的手段是辛辣无情的,他的心里可是充满热情,切盼大家改过自新,齐步前进。
  不喜欢讽刺文学的人还会说:讽刺既须夸张,把三分毛病说成十分,岂不就是暗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好么?我们处处有领导,怎能允许毛病十足的人在机关或团体里 滥竽充数呢?我知道,在写讽刺作品的时候,今天的作家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而反对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人与事。因为讽刺必须尖 锐,他们不能不从事夸大。这是应有的艺术手段。同时,他们不允许自己通过这夸大了的人物去讽刺我们的社会制度。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有落后的人,的确有作错 了的事。不但令天,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这样应该讽刺的人与事。作家夸大地讽刺了这样的人与事,目的是在鞭策,而不是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到现在 为止,作家们所发表过的各种讽刺作品,缺点不在他们讽刺得太过火,而在讽刺的不够深刻,不够大胆。这个缺点的由来,一方面是因为作家们观察得不够深刻,不 够广泛,写作技巧也还欠熟练;另一方也是因为社会上阻力很大,一篇作品出来就招到多少多少责难,于是,他们就望而生畏,不敢所欲言了。事实上,我们社会里 的该讽刺的人与事的毛病要比作家们所揭发过的还更多更不好。
  可是,有人又会说了:尽管如此,家丑也不必外扬啊。我以为不然。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 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 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


我怎样写又怎样认识“买猴儿”?

何迟

  我是怎么写出“买猴儿”来的呢?
  在1953年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各个报纸杂志上曾揭发了某些商业部门中由于不负责任而造成的许多事故,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写公文时过于马虎,甚至于只由于一 字之差或数字之差,就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浪费了许多国家财产:成车皮的粮食停在车站上竟没有人接收!装两台缝纫机的箱子,当作装一台缝纫机的箱子卖 出去了好几十箱;染衣服的高级染料当作刷墙粉卖出去了;桐油当作香油卖出去了;等等。这类事故当时在不少商业部门中都出现过,因此,我很想写个讽刺剧,对 这类现象加以批评。想写的欲望虽然很强烈,但只凭这些零零碎碎的事件,是难以组织成剧本的。我虽然试着结构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但想写的欲望却一直没 有放下来。过了一个时候,有一位同志无意中对我说了一个简短的真实的故事:某局派一个人出去买两箱猴儿牌肥皂,结果却买回两只活猴儿来,现在这两只猴儿还 在某地养着呢!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灵机一动,当时就想到了这是虽不适于写剧本,但很适合写相声的题材。自从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就把我头脑中所储蓄的素材 熔和连接在一起了,活起来了,于是在我头脑中出现了“马大哈”。
  “马大哈”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创造。是十年前我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工作的时候,剧社内部曾经流行着的一句玩笑话,我就把它借来当成我所要写的主人公的外号 了;同时,我把“把桐油当成香油卖”,“把锦州道写成锦州”的错误,也都叫“马大哈”担承起来了。为了表现“马大哈”形成错误的起因,就安排了“马大哈” 式的科长和爱人;为了表现“马大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马大哈”的危害性,就安排了机械执行上级任务的采购员。但由于有许多细节还没有安排好,笑料 还不够,这段相声仍然没有能及时写出来。
  我自己有向别人说笑话的习惯,当我结构了这段“买猴儿”以后,就不断地向同志们讲述“买猴儿”的故事。随着讲也就随着有些删节和补充,讲了几十次以后,这 段故事就比较完整了,情节也比较合理了,笑料也比较多了,于是我就把它用文字记了下来,这就是“剧本”月刊上发表的“买猴儿”。用笔写这段东西虽然只用了 一夜工夫,但却经历了好几个月的酝酿和讲述过程。
  “买猴儿”的创作过程大致就是这样。
  在我写这稿东西的吋侯,当时是没有想到许多理论问题的,也没想到过这篇东西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发表以后既然影响较大,意见很多,也就逼着我不能不想想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意见。
  有人说:“这篇作品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看不到正面力量。作者把新社会写得一团槽了!”
  的确,在“买猴儿”中没有写正面人物。为什么没有写上正面人物呢?我是这样看的:
  喜剧是把丑恶的事物揭露给人看,撕毁给人看。因此就是讽刺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把这些坏的事物下一番集中概括的工夫,使之典型化,鲜明地加以表 现。这样才能使群众对这种坏的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才能使没有见到这种坏事物的人们惊醒起来,推动人们对这种坏事物来个群起而攻之,达到战胜这些坏事物、克 服这些缺点的目的。因此在写作这样的讽刺作品的时候,作者是可以,也有权利不写“马大哈”的或其它被讽刺人物的优点,不描写这些人物其它方面生活的。尤其 是相声,这种艺术样式的容量不大,又必须要使观众连续不断地笑,因此就很难全面地在相声中展示被讽刺人物的全部的复杂的生活,因此相声作者便往往采取“采 其一端,生发开去”的办法,对所描写的人和事物集中加以刻划,也只有如此,才可能收到相声应有的艺术效果。
  至于“买猴儿”中有没有正面力量呢?如果有的话,正面力量又在哪里呢?
  “买猴儿”中是有正面力量的,这种正面力量就是作者的正面思想,是作者对反面人物的憎恶。我所以要讽刺“马大哈”等人,是因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危害了我们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我从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马大哈”,其中就包含了我对“马大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我并没有用说理的办法说给观众听,而是用引 起观众哄堂大笑的手段来批判他们的。我这种思想感情是通过演员传达给观众的,当观众听了我的作品而起共鸣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同观众们站在一起了,我们就 一起用笑声否定了“马大哈”,我认为这种笑就是一种强大的正面力量,这种笑能破坏和摧毁那些坏的东西。因此,这种笑就起了建设作用,起了战斗的作用(当然 在“买猴儿”中也安排了一些装饰性的笑),因此,我就没在“买猴儿”中安排一个出来批判“马大哈”的正面人物,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不需要的了。
  “马大哈”虽然坏,却是只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才有被描写价值的人物。因为反对“马大哈思想”,是在肯定新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问题。虽然我们新的社 会制度是很好的,但是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马大哈”,在许多具体工作上出了许多毛病,造成了不少损失。因此,把“马大哈”从我们生活中提出来“示众”, 加以“鞭挞”,便会起一些肃清“马大哈”思想的作用,这对新社会是有好处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和旧的社会条件下,他写喜剧的原则的区 别,也就在这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写的喜剧,应该是在肯定新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的;在旧的社会条件下所写的喜剧,应该是在否定旧社会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问题的。如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写一个“买猴儿”又有什么作用呢?在那个时期,作家的任务是同全国人民在一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反动政权。就 是“马大哈”本人,在那时候,也是被解放的对象之一,如果在当时写一段“买猴儿”批评一下“马大哈”,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建立了 人民政权,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候全国人民已经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了,“马大哈”的坏作用,才明显地显现出来,也才有必要对他加以批判, 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如果我们不从这方面来认识“马大哈”的性格的现实意义,而斤斤计较于:“马大哈的错误为什久没有及时被发现?”计较“采购员跑了半 个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正面力量出来阻止他?”并以此为根据,就肯定“买猴儿”中所描写的环境不是典型环境,那么这种批评在我看来是有些文不对题的。如果 “马大哈”正写通知的时候,就被通讯员发现他写错了,“马大哈”急忙改了过来,或是采购员一接到通知,他老婆就有了怀疑,于是马上雇三轮去问科长,那么我 何必写这段相声呢?
  有人说:桐油炒菜,香油油桌子.采购员走了半个中国,难道百货公司就不闻不问吗?难道“买猴儿”所反映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举这样一个例子: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开会迷”当中有这样一个会议:“研究养马部和戏剧部的合并问题。”难道真会有人研究这种 愚蠢的问题吗?这不是诬蔑和诽谤苏维埃政权吗?其实不是。马雅可夫斯基所以这样写,正是为了夸张地来讽刺那些毫无内容的会议罢了。这就像有一种漫画,为了 要突出地表现漫画中被讽刺人物的特点,就牺牲表象的真实而采取变形的画法一样。如果要求画漫画也要像画普通画一样,不变形地来描写它所要讽刺的人物,那么 就可能收不到讽刺的效果。因此,讽刺诗和漫画虽然夸张的幅度很大,但这种夸张仍不失为基于生活真实基础上的夸张;同叫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它所描写的内容更 加鲜明有力,也才能使我们感到这种艺术样式所特有的美,体会到为这种艺术样式所特有的意境和趣味。
  相声是一门独特的喜剧艺术,它同别的艺术样式比较起来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由于相声是在民间口头创作——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相声是 一门能使人发笑的艺术。相声中虽然有时也使人微笑,有的相声只在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才使人发笑,伹一般地说,观众常常要求相声能使他连续不断地捧腹大笑。因 此,在相声中不但要有幽默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应该有滑稽,那么,能使人发笑,也就成为相声艺术的职能和特性了。由于相声有着这样的职能和特性,那么在运用 相声艺术来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时候,就不能不在现实生活中去选择那些最可能达到笑与滑稽效果的事物,以便适应相声艺术的规律性,发挥自己的特长。因此、相 声也就最宜于讽刺。我们也就往往把相声当成一种讽刺的武器来使用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相声都是以讽刺为内容的)。
  由于相声是从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因此构成这种艺术的材料和工具主要是语言,最初的相声只有一个人说,后来为了增强相声的表现力,发展成为两 个人说了(也有三个人说的,但为数不多)。一个人说也好,两个人说也好,都往往采用叙述的方法把所说的事物传达给观众,演员凭的是说,观众凭的是听。说到 这里,我想再举一个笑话“好大风”来说明相声的夸张:
  刮起这阵风,当下天地变,只刮得南山鸟碰北山鸟,北山鸟叭叭叭碰南山;只刮得东湖水往西湖里,西湖水哗哗哗往东湖里转;往上刮到凌霄殿,王母娘娘正赴蟠桃 会,叭唧,刮掉了她老人家的元宝簪;往下刮到鬼门关,只刮得大鬼碰小鬼,牛头叭叭叭碰马面;阳世之间,大树连根要倒,小树不见面,碌碌不用人推,咕碌碌自 个儿就转:有一人姓王名三,小两口儿以卖豆腐为生,这一天在天晴当院,正拐豆腐磨子,一阵风,连人带磨子刮到了万里云南,叭!又返回了山海关。……错过听 笑话儿,哪儿见过这么大风啊!
  是的,不是说笑话儿,是不会见到这样儿大风的!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连人带磨子都刮到万里云南,又翻回山海关”这样的事实,伹人们在听这段笑话的时候,却接受了这种可笑的夸张,也承认这一阵大风,并不要求这段笑话中的情节必需和生活本身一模一样。
  这样看来,在相声中所使用的夸张,夸张的幅度就可能比戏剧夸张的幅度要宽广的多;在戏剧中不被允许的,在相声中则是被允许的。这是因为相声凭听,戏剧凭 看,这两门艺术,形成真实感的方发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方法,相声只要在现众听了承认它就行了,而戏剧除了要现众听了承认是真的,还必须要观众看了也承认是真 的才行;相声的演员往往就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的,而话剧演员却绝对不能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必须化身为角色,相声是用说来创造形象的,而戏剧主要是用做来创 造形象的。因此,在相声中允许说的东西而在戏剧中却未必能允许做。就拿“桐油炸丸子,香油油桌子”来谈吧,在相声中说出来现众是可以承认的,而要在戏剧中 做出来,那么就可能是荒谬的了。讽刺诗也是这样,朗诵“开会迷”,听众是可以承认的,伹如果真的在舞台上由许多人开一个会来研究“养马部和戏剧部的合并问 题”,那么也就可能会变成为荒谬的了。其所以如此,还由于相声不仅仅是基于生活真实基础上的产物,而且是基于生活真实基础上并加以幻想推测夸张的产物,不 如此便没有相声艺术。在我们批评一段相声是否真实时,就不仅要看这段相声是否表现了那些生活中本质的东西,不仅要看它是否合乎生活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看 在这段相声中所处理的幻想、推测和夸张是否谐和、统一、鲜明、泼辣.是否能收到相声特有的效果,能否使听众承认它的真实感。我觉得我们如果能从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方面看问题,从这门艺术样式的特点上看问题,那么争论当中的有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在相声中是否所有的细节都需要向听众交待呢?不,我认为有些细节是必需向听众作交待的,有些细节是不必要向听众作交待的。
  像“桐油炸丸子,桐油大八件,香油油桌子,香油油板凳”就必需向听众作交待,因为这些是表现本质的细节,是与主题有密切关系的细节。有的同志说:“桐油炸 丸子,桐油大八件”还可以交待,而“香油油桌子”太不属实,可否不必交待呢?不行的。因为如果只向听众交待了“把桐油当成香油卖出去”所造成的恶果,而没 交待“把香油当成桐油卖出去”所造成的后果,那么,听众在听这段相声的中途,思想上便会开小差,听众便会因为惦记着他所关心的香油问题而忽略了舞台上正在 说着的事物。一段相声时间本不长,假如听众在重要情节上有一两处没有听清的话,那么就很可能失掉整段相声所应收到的效果,所以像这样的细节,如果不交待清 楚,就会因小失大。
  像“采购员路费怎么报销的?”“马大哈是怎么受处分的?”等等,就不一定向听众交待,这不仅因为这些细节不表现什么本质问题,与主题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而且也因为如果交待了这些细节便会拖泥带水,拖长了篇幅,影响集中地表现那些最主要的东西。这正像电影里使用跳镜头一样,导演有权利可以忽略那些不必要交 待的细节。电影有电影的蒙太奇,相声也有相声的“蒙太奇”。
  在听到有些同志对“买猴儿”的批评时,我觉得这当中,的确有不少很值得参考的意见。但是在许多意见当中,有一部分意见,他们不是在讽刺文学中要求尖锐,而 是要求温情;也有些意见,甚至要求讽刺文学也要如实地再现生活;我对这些意见虽然经过了反复考虑,伹我并没被这些意见说服。还有一种对“买猴儿”的批评, 这种批评并没有对“买猴儿”加以具体的分析,就急忙给我戴上了几顶很不小的帽子,什么;“难道这是热情善意的讽刺吗?”什么:“庸俗低级趣味啊!”什么: “诽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人”啊!等等。看来气势汹汹,但仔细一看,原来这种批评不过是东摘西引,摘引一些别人很造就说过的话,勉强和生硬地土套在 “买猴儿”身上罢了!这种教条主义式的批评,除了给讽刺文学制造清规戒律以外,对于发展讽刺文学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一九五六、六、二十七初稿,六、二十九早六时修改

  (bazaar摘自《文艺报》1956年第14期,大楼东识别、整理,2006/02/26)

 


文章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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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adolfli 2017-2-23 10:57
老艺人就是这样一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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