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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明:马派相声回眸

作者:马志明


发布时间:2003-2-10 08:35| 发布者: 海客| 查看: 73776| 评论: 1


21~30集

  现在叫艺术学校,过去叫戏曲学校,中专吧,就考那了。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考到戏校以后呢……因为咱家是搞幽默的,就让我归到“丑”组,三花脸。生、旦、净、末、丑,自然而然归“丑”组。在“丑”组学了一年吧,那时候的老先生,陶顺义呀,赵连祥还有王宾珍,这都是我的开蒙老师。学了几出小花脸戏,像什么,《女起解》呀,当然女起解是旦角第一啦,我是属于硬里子…后来就学什么……《定计化缘》、《阎王乐》、《教学》、《作文》呀……反正是学了这么几出戏。但是,总感觉力不从心,嗓子不行。

  我那时候名利思想比较重,一排戏呢,旦角老师总让我“你往后站点……”,让我往后站点,“别挡着角儿……”。比如说《女起解》,我(演)崇公道,按那个“丑”行说,要熬到崇公道就不错了。还让我往边上点,往后点,我心里很不痛快。干脆我不唱小花脸了。我就改了大花脸了,就是“武行”的“摔打花”,我爱这个。因为我当时的“跟斗”不坏,“抢脸猫”、“克子”呀,“倒插虎”呀,什么披着靠,翻跟斗,耍大刀,这个活,我比较得意,我比较爱这样。虽然出一身汗吧,自己感觉很舒服,“傍角儿”的。虽然不是“角儿”,但是,头一场,我得坐当间儿,这也是想成“角儿”。但是,你要让我唱武生,我不够那条件,我只能干这个,硬里子,干了五年。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搭班的条件了,差不多够个演员的水平了。一般的戏我都能演,我曾经演过《黄一刀》演姚刚,《白水滩》、《艳阳楼》都演过,这是我的正戏……

  58年,反右派的斗争是57年开始的,57年是曲艺团的这个……是靠后啊,还是后来收尾又发展一批,最后定的,就是58年定的。我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根本不懂,我们老爷子定成右派了,就戴着帽儿下放,送到农场监督改造劳动去了。我呢自认为还挺不错,我在戏曲学校很受重视,因为我爸爸在电台广播团团长、副团长,又是这个劳模,又是那个委员的,很得志。一般地有外交活动,接外宾啊,到车站啊,都有我去,给人鲜花,戴上红领巾,我自己感觉前途是一帆风顺!一年多吧,这么个过程。后来自己感觉逐渐地冷淡了,领导对我也不热情,甚至不理我。

  说个岔曲吧,上文化课,第一次感觉对我打击最大。上文化课有一个班主任兼文化教员的老师叫刘荣昌,讲这个……比较注重文学的吐字发音,戏曲学校分曲艺、唱歌呀,在这方面功夫比较深。讲四声,一个字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他举个例子,用一句成语说明是这四声了。是什么呢?山清水秀。他让大家跟着一块儿念:“山、晴、水、秀,山、晴、水、秀。”念着念着,我这人爱钻牛角尖儿,其他学生都跟着念,我呢一想不对呀,山跟清都是一声,都是阴平,怎么会山“晴”水秀呢?应当“山清水秀”啊,“晴”了。我就不自量力了,我举着胳膊说:“刘老师。”“干吗?”“您说那个四声‘山晴水秀’念着不舒服,我感觉这‘清’不是二声,‘清’跟‘山’都是一声,都是阴平,如果要是‘花红柳绿’就差不多了。”哎呀,我这话犯了禁了。当时这刘荣昌“啪!”一拍桌子,我那时候任何思想准备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属于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四等公民。“你是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场合!同学们,你们大家注意了,他是谁?他是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马三立,他(马三立)的后代,他(马三立)的子女。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他利用这个破坏我们文化课。你们以后对他监督,不允许他胡说八道,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给我弄了一通,那小孩儿嘛甚至都比我小,都十一、二,“唰……”都看我,我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坏人?打我一措手不及,如果我提的不对,“山晴水秀”对,“花红柳绿”不对,也不至于这样啊。从那儿我就开始意识到,只许老老实实,不要再抢出头,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千万别说话。说话----自找没趣儿。

  从那个时候以后,再排戏呢……说下一个戏,咱们排《金钱豹》,《金钱豹》我一想这戏那当之无愧是我的了。因为什么呢,我跟天津曲艺团有个耍叉的,一个老演员叫张涛,我跟他关系呢那时候不错,我跟他学过。说这杂耍里边的耍叉,比京剧戏里的耍叉,那要更多得多,样子也多,难度也大。如果把他的东西借鉴过来,放到西里边,那绝对是锦上添花,更好。我有这底儿,早先我又练过,我认为是我的。(结果)就是A、B、C,我连C都不是。排戏都没我的,以后凡是轮到我头上的戏都是什么四个兵啊,四个边将啊,龙套啊,摔打啊……《雁荡山》这活儿有我,摔、打都是我的,但是我决没有名儿。我就有点腻了,腻了这时候派我到天津市京剧团,那儿人不够,他们成立两个队,下手活的人少,借戏曲学校四个人,把我借去了。像什么《盗御马》啊,我就是看马的,《挑滑车》啊,我拿那轮儿,那车旗儿站在上头,让高宠一挑我就下去,就去这个。这时候认识了厉慧良,厉慧良就在我们这个演出队,角儿,那艺术绝对是高啊!一般人他也不爱理,因为有人提:“这小子是马三立的儿子。”他也就多跟我说两句,说:“你在这唱这个武行,你说你干这活儿,有什么发展?你啊听我的,干脆别干了,你回家学相声去。你放着你爸爸那相声你不拿,你在这儿学?你就是学出来,你成不了角儿。搭班吃饭没问题,但是谁不想好?你不会太好。”他一说这个,我在那混得又不好,我就幼稚了,我认为挪个地方可能政治气氛就好一点了。哎,对,我一想,我不干了,跟我爸爸一商量,到家……礼拜放假了,我说我不干了。“哎,别不干。”我说我得进曲艺团,我跟你学相声。这时候是62年,1962年。我爸爸是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没有体会,他太有体会了。他在曲艺团的处境,要比我在戏曲学校的处境,要难得多啊!他上了台,他衣服在后台,愣让人家拿熨台给成心烫一大窟窿。他的皮猴,挂那,摘下来,拿熨台烧,烧一大窟窿,在前胸这儿,下来:“哎我皮猴……”“怎么着?我烧的,你愿意吗?你还不老实?我拿它垫着熨衣服来着。”就是欺负人。也没敢言语,就拿回来了,衣服也没法穿了。他是这种处境,他再把他儿子弄进来,他肯定不会好得了。但是我决心已下,我倒没把这看得挺重的,我把艺术上,将来发展前途上,看得很重。

  所以我就坚决找我们戏曲学校的领导,刘海坤啊……这些个干部,跟他们谈:“不干了,您给我转到天津市曲艺团。”当时有的领导还是挺好的,就说:“行,我给你转,按道理你也应当是那儿去。”要说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现在我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如果要在戏曲学校,恐怕我后来的处境要比在曲艺团强得多。终归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本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党的政策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当时咱不懂政治,所以就来了。事实证明呢,还真不如在那儿,干到现在最低也是二级演员哪,二级演员要比说相声轻省多了,从个人的身体上要比现在强。因为相声这个行业外人看,很容易:嗨,不就是说话么,说话谁不会呀。尤其你要不是南方人,也不是什么农村人,你说天津北京话的都可以说相声,他这口条基本都对。看着很容易,可实际上这行越干越难学,越干越难干,越干越感觉这个深不可测、无边无沿,从艺术上来说是这样。

  要从人的心情上说呢,要是干别的可以表面和心理可以是两打子,不统一也可以。比如说我干手艺活儿,我缝鞋,我妈死了,我在那儿照样针针儿扎,就是不乐吧在那儿还能干活。你要说相声呢,我妈死了然后我赶上演出,我得去站到台上逗人笑,我心里是难过的,这自己跟自己相左,这可是不好受。就何况在那时候那种情况下,我就体会我们老爷子在后台是受那样的待遇,上台不报名,后台活儿都得他干,然后他又是角儿,又大轴攒底,说相声台底下再一鼓掌,他心里是酸的,脸上是乐的,要说这滋味恐怕一般人尝不到。而且干完这行以后呢,他把这个笑料、幽默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心里就比观众多得多,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这个——包袱儿,在找笑料。找来找去就等于您在点心铺呆,天天吃您可就吃腻了,这个口福可就没了,等于缺了一福,自己这乐儿没了,然后光剩逗人乐了,这对自己来说不老太合算的。

  63年正式调入曲艺团,到了曲艺团以后,开始从事相声这个行业。我基础比较好,听得太多了。我小时候就跟着周蛤蟆,周德山,周爷爷,那是我们师爷。跟着他一天到晚地生活。在我小的时候周老就不上台了,就在我们家吃饭,他是我爸爸的师父嘛。我呢,一天就跟着他。有时候他就给我说个笑话呀,他给别人说段子,别人谁说得好、坏,他评论。我多少的受到了熏陶。另外呢,跟我爸爸不是平辈,但是是同年,岁数差不多的演员都有关系,都很好。比如说刘宝瑞、耿宝林、冯立铎、张宝茹,在比我长一辈的,张寿臣,张大爷,对我都很喜欢。我也爱上别人家里串门,别人说呢,我耳朵长,多听,多记。

  到曲艺团从事这个行业,不难。因为那时候有个10来段吧,就够用的。一般的青年我看也就是有个3、4段,能上台了,就完了。有个10来段呢,就富余了。从63年干到65年,年初,干了不到二年吧,就四清了。四清时,我还是受老爷子牵连,我就列为四清重点了。不让上台,罪名当然很多了,什么崇拜老艺人啦,喜欢封资修的节目啦,有时候给人家讲一点传统段子啦,这都叫散布流毒。立场呢,是站在老爷子这立场上了,对于有些给老爷子提意见的,有其它用心的,陷害老爷子那些人,有些不满情绪。包括有时候一开会,我听着很不顺耳,每次发言呢,前边必须得有一句“大右派马三立,坏分子赵佩如,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如何如何……”我就纳闷,四辈干这个算混进文艺界的,钻进曲艺团,你们呢,都是半路下海,不算钻进,我们算钻进曲艺团?我爱较这个真儿。其实呢,这是个“帽儿”,发言必须得有这个,很正常,现在看很可笑了,当时我就很生气……

  转过年来,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升格了,我跟我爸爸都关在牛棚里了。实际上我干相声……正式干这个,在文革前干了二年。从65年就没让上台,一直到80年一直是现行反革命,内部掌握吧,“拿帽儿”。但是,待遇都没了,工资也没有,一个月就给15块钱饭钱,把我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后来有一段,我们团想给我努力,给我改成农业,派一个造反派到大队,跟书记、革委会主任谈:“这个人我们不要了,这个人不适宜在文艺界,不适宜在社会主义舞台,把他改成农业,正式地自食其力。我们这15块钱就掐了,档案也不要了,归你们了……”当时,大队是什么态度呢?“你不要了?我要?我也不要!这样的坏人我也不愿意要……”大队说,“不管怎么样,他是你们那正式的成员,你们下放一块来的,你给一个人改农业?这不符合政策,没有这精神,如果将来中央有这精神,凡是牛鬼蛇神全改农业,他也改!给他一个人改,那不能改!”人家也不要这包袱。团里后来跟人家说:“我们得照顾他生活,他这一个月就15块钱,在那干,你们也不给钱,他不够生活……”我那时候都三十来岁了,“他得生活,他得娶妻生子……”这大队的书记和领导就说:“你要从生活出发那可以,也不用改农业,他在这出多少劳动力挣多少工分,我们都给他,他享受农业的待遇,就跟知识青年一样,你那15块钱不能掐!你还得给!”这样呢,比在农业还合适呢。当时……这是“一言兴邦”呀,他也不是什么想保护我,但是就把我保护住了。我就没改成农业。要是改成农业再调回来,还费事了。你不是曲艺团的人啦,你没档案,农业户口改非农业,再进曲艺团……这就挺费事的了。70年去的,到77年,77年又把我弄回来了。因为我们那一溜儿下放的6家,有画画的王麦杆,有泥人张,还有几个黄河戏院的职工,还有一个“叛徒”……何飞,那6家。后来各单位落实政策在75年、76年、77年当中都调回来了,就剩我们一家了。团里这时候调来一个新领导,叫王连春,这个人很正直,他当革委会主任。我那家房子漏得不行,一宿睡不了觉呀,拿盆接呀。我就找团里来了,我说:“我这个,回来是不可能……但是,我也得生活呀,这房子太漏了,团里能不能给我点油毡,我把顶子铺一下?”这革委会的王主任就说:“你回来就完了!”我说:“回来可不是一句话的事,领导不得研究吗?”他说:“行!我主了!你回来吧,礼拜四,派车接你去……”

  那时候我们家就四口人,我父亲、我母亲、我跟我弟弟,(哥儿俩)没有一个结婚的,就搬回来了。我爸爸不愿意回来,在那儿住着挺习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随遇而安,在那儿住着有滋有味的。那时候我也比较能劳动,我养了四十只鸡,俩鹅,一条狗,门口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辣子,应有尽有,因为都走了,就剩我们一家了,地都归我了,院里那地都是我的,我种的各式各样的花儿,漂亮极了,生活也挺有情趣的。老爷子舍不得,但是,我做工作吧。下放呢,一般是坏事,都是有问题的才下放,当时对我来说,是因祸得福,怎么说呢?因为一下放啊,地富反坏右,地富在农村都是老熟人,甚至于他沾亲带故,二大爷啊,六叔啊,他们都论得上。咱呢是八杆子抡不着,阶级敌人,送到那儿,监督改造,基本上农民没有人跟咱说话,除了个别有找咱借钱的来一趟以外,剩下的没人理咱,咱也不可能上人家去串门,白天干活,晚上就在屋里,又没有电,就点一个洋蜡,或者点一个嘎石灯以后,就这四口人愣着,难免就提相声。我认为这七年对我是难得的。现在我找老爷子学东西,问什么事,他一个是精力不行了,再一个,不可能我连续问他一个小时当中不来人的,你刚问几句,这梆梆梆叫门,“马老——”,进来四个,“跟您照相来了”,“您给签个字吧”,或者老朋友来了,他接待人家,我这就晾一边了。可是在下放那儿呢,这一村的尽南头,咱哪根本没人理,在那种情况下呢,我是他唯一的知音,谈话对象,只能跟我说,我那时要有录音机,那我就阔了。我就凭脑子记,然后他说完我再追记,拿笔再写,获益不小。另外把我原来学的那些东西重温了一下,原来学是泛泛的,你背我也背,反正把这词儿背下来了,究竟怎么回事,从年龄上也不到开窍的时候,理解不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您当初说那段,那是怎么回事儿?您为什么跟别人说的不一样?老爷子一打开话匣子:“他那个是这么说的,我哥哥当初是这么教给我的,我当时不敢改,后来我这么改的,实践证明我这是对的……”怎么来怎么去,嘡……说一通,甚至于象这个……,比如说《卖布头》吧,《卖布头》是人人都会的段子,可是老爷子呢,他那《卖布头》他轻易不说这段,他有他独到的地方,我说您那《卖布头》给我念念,因为以前我不使这活,我会也都是那大路活。“我给你说行,你再找阎笑儒,你再找刘化民,这两个人是全国说《卖布头》说得最好的。”老爷子评价,第一是刘化民,第二是阎笑儒,第三是侯宝林,咱不管声望,但是老爷子这么看。我就把刘化民的想方设法把这词学来,写信吧,我跟人联系吧,阎笑儒是我爸爸的徒弟,我能找他,到市里来跟他学,然后把这几家的综合到一块,删繁就简,不像话的话弄下去,把精华都留下,我认为当时整理一些这东西呢,很有意义。

  在这七年呢,就等于我又上了一个大专,单一的这么一课,也就是说,这几年,后来又让我干这个了,基本上是那时候又复习的那些东西,再加上小时候背贯口留的那个底子。我们老爷子教相声,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从来他不给你写词,他给你写出来“念去吧”(,这事没有),除了贯口以外,趟子活,大段子念白,其它的来回对话啊,他让你自己去化去。老爷子的名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学相声的过程,一个是听,大量地听。我记得我在61年、62年,那时候我还没离开戏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多看,戏也要多看,曲艺也得看,话剧得看,戏校没事了,或者是抽功夫,带着饭到相声场子坐着去,听腻了还听,多听,那一段我都听过,听完了以后得有偏爱,哪段我喜欢,哪段我不喜欢,人人都这样,把这些爱的都学回来。听、学、练——自己得练、演,得找机会演,那时候就没机会演,比如说在进曲艺团以后呢,这二年是我实践的机会,天天演。演、精——演好了、化,如果到“化”的境界了,那就是最高的,但是做不到啊,一般的能精就不错了,能熟练就很不错了,但是奔着他说的这几个字去要求自己。也就是说在农村就上了这么一课,重点的做了一个复习,回来以后呢,77年回来以后呢,还没落实政策嘛,领导就找我了:“你回来了,干点什么呢?”我当时说:“看来反正我这工作呢,领导安排。”我估计革委会里边是没我的职务啊,我说恐怕我也就后勤吧,我只能是套炉子,买东西,拉煤去,“你要愿意干这个呢,也可以……”我不是愿意干,我必然得干这个,我准知道我得干这个。最后我就归了后勤了,我在后勤那儿干了不到三年。后来逐渐的政策放宽哪,宽大政策,对牛鬼蛇神,基本上都给出路了,我也就有点小权了,就让我当总务了,仓库钥匙都归我拿着,我给人家管服装啊,就干这个了,买东西啊。到80年前后,演出队就都成立起来了。

  到80年前后,演出队就都成立起来了。成立起来呢,演员的数量不够,因为当时下放了不少,甭管是唱的、说的、弹弦的,都到工厂,我这是重点的上农村,大部分上工厂。反过来说上工厂的往回调倒不好调了,我这下放的统一地都回来的,比较容易。那时候场不够,场不够就让我:“要不你还上台吧”。随着演出呢以后就平反了,过去有些定案都给否定了,基本上从那干到现在,现在身体又不好,将近退休了。让我上台以后,没有伙伴,我就跟着打补子,今天短一场,“短一场于世猷给你捧一个吧”,临时调于世猷,给他念念活,肯定那活就不精了,两个人钢口那话就不准了,大概其。我给苏文茂捧过三个月,苏文茂跟马志存开始,后来甭管为什么了啦,马志存不给他捧了,临时有演出,出门我就跟着去了,让我给捧。我给于宝林捧过,我给赵伟洲也捧过,捧哏的还不少。但是捧哏的我得找一个固定的伴儿啊,这时候我就提出来有一个叫杨少华的。杨少华找到我家去了,杨少华是轧钢一厂的工人,他找到我们家,就说:“我给你捧。我这年龄,我这活底子……”我考虑呢,也行,跟领导谈谈,就从轧钢一厂给他调过来。调过来我们俩个人第一段就说的是《戒烟》,就告诉人们抽烟的害处,第二段是《地理图》,恢复的传统段子,但是前边入活我们改的是……半新不旧吧,也能够跟上时代的,《地理图》,参加的“津门曲荟”。业务演出呢,跟他也有几段。我这人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甘心当配角儿,“斗私批修”应当得狠狠地……这是我当时的思想。我跟杨少华搭伙,我净爱说“一头沉”的活,也就说我这边重,他那边轻,他要想抖机灵,在台上让观众乐,让注意力归他,这我总觉着不老太舒服的,因为我是逗哏的,我是干活的,你是辅助的。

  在沧州,在沧州演出,北京曲艺团也在那儿演,我们也在那儿演。所以他们这些人儿呢都到我们后台串门儿,像王世臣啊,王长友啊。王世臣就说呢:“志明,你这个量儿,”就是这捧哏的,“你这量儿可不能丢。”因为那天我们俩人使的《报菜名》,《报菜名》这个段子捧哏的话也多一点儿,显得他的能耐挺大。“这量儿可不能丢,你得抓住他,他保着你效果呢。”我一听我就告诉王世臣,我说:“师哥,我跟您说,冲您这句话,您提醒我了,回去适当的机会我得跟他裂。”“因为什么呢?他保你效果不好么?”我说:“不是那事,我既然是逗哏的,我让他保着?他得先死我得后死,他岁数大呀。他死了以后我就没人保着了,我不就完了么?”回来以后呢,可巧又进来一个刘俊杰,我们那儿,小站的,进来这么一个。他们俩人关系我看挺好,有时候背着我他们偷偷地排练,“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我说:“你呀,既然愿意跟他,干脆就跟他吧。”我就坡下了,就不用他了。不用他,这时候领导就给我配了一个谢天顺。谢天顺给我捧哏以后呢,就是弄了一个《论拳》,就说这个霍元甲,武术,结合我在戏曲学校武行的底子,我在台上能跳个铁门槛儿,打个飞脚,拉个云手。在第几届,那是第三届大概是,“津门曲荟”上,不错!弄得不错!后来我们又上了一些传统段子,现在电台也经常放的这些个,像什么《报菜名》啊,《开粥厂》啊,等等吧。跟谢天顺就干了三年多吧,干三年多呢赶上评职称了,87年大概是,评职称吧。评职称呢,他比我矮一级,这不是我给定的,是领导定的,他比我矮一级,他呢就提出来:“如果要不跟他平级,我就不干了,不给他捧了。”也没给他长级,结果他就给我撂了。撂了以后呢,我就又耍单儿了,没捧哏的了。那时候相当苦啊,因为我们团是改革先锋啊,团长他净爱走在别的团前头,他自己出了这么一主意,就说相声演员不发工资,相声演员自谋生路,每月呢还得按你工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交到团里,保留你这公职,如果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可以辞职,想要工资就没门儿。谢天顺不给我捧了呢,他就没伙伴了,他演不了了,团里就特批给他工资,养起他来,他把我撂了吧,倒养着他。我呢,没捧哏的我也演不了,不养着我。这时候我就……抓瞎了吧,我也会点儿小活儿啊,单口啊,反正就对付着吃饭吧。


文章奇哉!!!
1

文章妙哉!

有点意思

平淡无奇…

可称bia胡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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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成天笑 2017-8-26 17:27
少马爷文章,既有玩意 ...
引用 常山赵子龙 2003-5-7 00:25
听不清
  【tom 大笑】:破电脑!! [5/8/2003 2:19:04 PM]
引用 卓克 2003-3-2 19:15
自己看快一点,录音里的声音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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